走访秘鲁博物馆和考古遗址 在话语间窥见秘鲁的灵魂

古代秘鲁人非常迷恋话语的神奇力量，认为面对面的交谈能够触及灵魂。真正让我触摸到秘鲁文化的血肉的，正是一路上结识的形形色色的秘鲁人和与他们坦诚的交谈。

秘鲁古代巫师使用的黄金面饰。本文图均为田野图

在兰巴耶克的西潘王墓葬博物馆中展出了一种古秘鲁独有的黄金面饰。古代的巫师们通常把它悬挂在鼻子下面，正好把嘴遮住，权且叫它“嘴挡”吧。人类是通过话语和表情来表达自我和实现交流的。话语要从嘴说出，而面部表情是依靠嘴牵引周围脸部肌肉来完成的。金嘴挡的作用恰恰是切断这种交流。它完全遮蔽了巫师可能流露出的任何人性化表情，让人们忘记，这个脸上闪耀着冰冷和坚硬的金属光泽的巫师原本也是肉体凡胎。更妙的是，巫师所说出的每一句话都会带上黄金振颤的金属质感，产生一种含混但是威严的声效，令人感觉这声音并非发自血肉之躯，而是来自幽远的神灵。古代秘鲁人非常迷恋话语的神奇力量，认为面对面的交谈能够触及灵魂。

出于在电台工作多年养成的习惯，在出发去秘鲁之前，我把一台数字采访机也扔进了背囊。带着即将挑开新娘面纱般的冲动和惶惑，我开始在安第斯山脉、亚马孙雨林与海岸沙漠之间穿行。为天神观览而在大地上刻画的纳斯卡线条、海拔六千米的火山口中出土的干尸、当疾风席卷充满雾气的山谷时才能偶然一见的巨石荒城、寄生在印加神殿废墟上的修道院、博物馆展柜中瞪着黑洞洞双眼的黄金面具，它们都吐露着一段段消散的文明记忆。可真正让我触摸到秘鲁文化的血肉的，却是一路上结识的形形色色的秘鲁人和与他们坦诚的交谈。采访机中他们的嗓音和笑声，混杂着秘鲁大地上飘荡着的风声、钟鸣、街道上的笑闹与锅盘的碰撞，一起转化成这些文字。如果把秘鲁比作广袤的亚马孙雨林，那么这篇文章则不过是其中一朵小小的康图塔花。我只愿能在话语间，窥见秘鲁的灵魂。

奇克拉约，市场里的巫术

在走访了几十个博物馆和考古遗址之后，如果有人问我，是谁缔造了古代秘鲁文明？我的回答恐怕会让一些人吃惊：巫师。在早期的人类社会中，知识就是力量，无论是自然的还是超自然的。巫师们凭借垄断历法、气象和医药知识，利用迷信登上了社会权力的巅峰。这种文明形态在古秘鲁不同地域和时期的文明之间辗转复制，从卡拉尔到查文、从纳斯卡到奇穆、从瓦力到印加，这些声威显赫的文明无不是以巫者为王。虽然被西班牙殖民者所推翻，可直到今天，这种权力模式依然在秘鲁若隐若现。比如，在选举之际，地方政党会在大街小巷都刷满竞选标语。为了争取教育程度低的安第斯山民的选票，很多标语都不写文字，只是画上本党的徽记。因此，徽记的设计必须能够赢得选民的认同感。于是，古老的巫术符号在现代政治中、在秘鲁的城市和乡村中复活了。象征天神的安第斯神鹰、古代神庙、半月形的“图弥”祭祀刀、印加王室的彩虹徽记、代表天空、人间和地下三重世界的安第斯十字架，甚至还有古代巫师们占卜用的古柯叶，都成为政客们权力之路上高举的旗帜。

奇克拉约中央市场专门出售巫术用品的小店

更让人吃惊的是，时至今日，在秘鲁依然有很多职业巫师。他们与几千年前的先辈同行一样，以占卜、巫术仪式和草药治病为生。秘鲁北方城市奇克拉约的中央市场为市民提供各种生活必需品：成衣、香水、海鲜、蔬菜、家用电器，还有巫术。市场里有一块堆满了味道浓郁的草药、各种动物尸骨和奇形怪状的小物件的区域，专门出售巫术用品。

秘鲁人相信这种在眼睛部位镶嵌了大相思豆的小羊驼头骨能够抵挡诅咒

我仔细端详着面前悬挂着的一具羊驼胎儿的干尸和旁边一颗说不上名字的动物颅骨，感觉热带正午直射的阳光仿佛被一股邪气所隔断，后背不受控地泛起一阵寒意，忽然打了个哆嗦。看到我的反应，摊主埃斯特班笑着解释说：“羊驼胎儿从古至今都是巫术仪式中必备的祭品。那个带皮毛的头骨是小羊驼的，眼睛的位置镶了大相思豆，挂在家里能抵挡住毒眼的诅咒。”

其实我对怪力乱神的东西一向特别感兴趣，不过想到这些东西要挂在家里，我还是忍不住头皮又麻了一下。

“第一次来这里吧？您从哪儿来的？”埃斯特班问道。

“对。我从中国来的。”

“中国？！你来看看这个！”他马上来了兴致，把我请到摊子里面看他的中国货。我一看，差点儿没气乐了。他把几尊大肚弥勒佛和一群裸女、魔鬼的塑像摆到了一起。“这个确实是中国的，可佛像不能乱放啊！”我实在不忍看到老乡在这里受委屈。埃斯特班倒是很有南美人那股无所谓的劲儿，笑着说：“没关系。当地人认为他能带来好胃口，买回去放在厨房里，卖得挺不错的！”

“啊？！这不是把灶王爷的活儿抢了吗！还真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我心里暗笑，忽然又在一堆瓶瓶罐罐之中看到了清凉油。“这个你们拿来干什么用呢？”

“这个可以治烧伤烫伤，旁边那瓶母骡子油膏是专治跌打损伤的。”

我愣了一下，还真不了解清凉油能不能治烫伤。不过，用清凉来对付烫伤，倒也符合清凉的本意。可那骡子油为什么非要是母的呢？我正要询问，埃斯特班已经开始滔滔不绝地介绍其他物件的用途了：“你看，这是女人们最喜欢长情蜡烛，能把爱人永远拴在自己身边。真是太邪恶了！这些嘛，是男人们必备的，魅惑香水和一些不说也明白的东西，嘿嘿！这里还有心情蜡烛，不同颜色的蜡烛可以点亮不同的心情；要命的巫毒娃娃，看谁不顺眼就扎它两针；犰狳壳可以反弹黑巫术，居家旅行必备。。。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他拿起一个小玻璃瓶，其中竟然封着一个微雕的教堂，“这是最有力量的，随时可以给携带者加持能量！”

埃斯特班又托起一条蜥蜴的尸体放在我面前。我摸了一下，冰凉滑腻得让人很不舒服。从古代开始秘鲁人就相信蜥蜴是死神的使者，可以往返于人间和地下世界。因此，蜥蜴的尸体是招魂降灵类巫术的必备物品。

奇克拉约的巫术市场能够提供花样繁多的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满足了当地人对巫术的基本需求。穿行在或芬芳或腐烂的味道中，在草药和动物尸骸之间，你会慢慢进入秘鲁人心中隐藏的神灵世界。比起欧洲的巫术，这里少了几分繁复和阴郁，多了几分天真和恣意的想象力。

“你的顾客都是普通人吧？巫师们是不是有更专业的市场？”我问埃斯特班。大概是这个问题有些伤害他的职业尊严，他瞪了我一眼，答道：“你以为现在巫师还会顶着羽毛上街啊？你看，那位正在挑草药的、穿白衬衣的老先生就是本地很有名气的一位巫师。”

在埃斯特班的引荐下，我结识了这位名叫阿亚瓦斯卡的巫师，并来到巫师的家中，请他为我举行一场净化仪式。房间不大，稍有些阴暗，还萦绕着一种混合了焚烧的羽毛和树脂的怪味道。阿亚瓦斯卡换装成为头戴羽冠身披蓬丘短袍的巫师。我问他仪式的步骤和他的力量源泉。他说：“我是雨林系巫师，习惯利用动物和植物的力量来沟通神灵。我先给你做个占卜吧。”

老巫师喝了一口杯子中的绿色液体，闻味道估计是泡了古柯或者死藤一类致幻植物的高度酒。静了一会儿，他闭着眼拿起一支蘸了某种白色植物汁液的笔，在一个陶碗上信笔画了一些图案和线条。当整个碗都被画满的时候，他睁开眼睛开始仔细解读图案中的信息。“这些线条告诉我，你是个有很多脚和路的人，要不停的四处走动。那我就给你做个能够消除路上恶灵的净化仪式吧。”

阿亚瓦斯卡把碗塞到我手里，在里面点燃了晒干的古柯叶和一些致幻植物粉末，让青烟在我面前熏过，开始不停的吟唱。我看了看脚上几乎磨烂的登山靴，就闭上眼睛开始安心体验这净化仪式。大概是因为我平时烟酒不忌，没有产生什么幻觉。据说，一般人此时会把内心情绪放大、宣泄，如果心里有悲苦就会痛哭不止，若是快乐就会大笑不停，很久之后才会情绪平复，所谓净化大概就是这样吧。老巫师用什么动物的尾巴在我头、脸上挥动一番，又把几颗植物种子塞到我手里，就去招呼下一位客人去了。他们以为我还没清醒，说话声音难免大了些。我才听到，这位客人竟然是本地的一位政客，为即将到来的选举请巫师祝福。我顿时疑惑自己是不是早已经深度迷幻了，一瞬间竟然把阿亚瓦斯卡和古代秘鲁的巫师们重叠到了一起。 

兰巴耶克，炒饭中的血脉相融

古龙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在他的小说中说：抓住一个男人首先要抓住他的胃。我也一次又一次地实践着我固有一个的想法：了解一种文化首先要了解它的味。在很多国家长途旅行的时候，我会对着重复而单调的菜单哀声长叹。可在秘鲁，我只会为了不能停留更多时间来尝尽当地美味而感到遗憾！亚马逊河里钓起的食人鱼、克丘亚人床板下放养的豚鼠、安第斯山的羊驼、洪堡寒流滋养的海鲜，配上当地特产的辣椒、棕榈果、安第斯稷麦或是一千个品种的土豆，运用古代秘鲁、欧洲、非洲和中国的烹调方法做出来的美食，把在顶级酒店、传统餐馆或是路边小食摊的每一次用餐，变成了一场舌头的狂欢。

曾经诞生过古老文明的地区在美食方面总是更有格调。秘鲁人在吃上近乎于宗教般的认真态度很快就打动了我。我参加过烹制豚鼠之前用花瓣进行的古印加净化仪式；也曾在的的喀喀湖边和老牧民一人一口地品尝一种刚挖出来的细黏土，探讨它加进哪个品种的炖土豆才能提升口感；或是跟某个鱼生馆的主厨一起争论秘鲁鱼生ceviche的源头到底是莫奇卡、阿拉伯、西班牙还是日本。不过，最让我难忘的一顿饭却是在一个叫做兰巴耶克的北方小城。在参观过这里著名的西潘王墓葬博物馆之后，我找到了一家叫Cantaro（意思是瓦罐）的餐厅，据说这里一道叫做出汗鱼的菜，号称南美洲最棒。

这是一座殖民风格的红砖建筑，有采光非常好的木雕落地大窗。和很多秘鲁的海鲜餐厅一样，这里只提供午餐，营业时间到下午五点结束。这种奇怪的作息时间源自秘鲁人对食材新鲜度的挑剔。在沿海地区通常是清晨捕捞海货，上午送到餐厅，趁新鲜处理一下正好用来准备午餐。真正的食客是不会在晚上吃海鲜的，所以传统海鲜餐厅从来不供应晚餐。

一进门，在满墙的荣誉证书、剪报和奖牌中我看到了一个纪念盘，上面写着“2006年世界烹调书籍大奖，奖给《多味秘鲁》的作者，胡安娜·苏尼尼”，而落款竟然是中国北京。坐定之后，我点了一份出汗鱼、一个鳐鱼蛋饼和一份海鲜炒饭，并约主厨一见。一位黑人老太太从后厨走出来，她就是胡安娜·苏尼尼。她那极具感染力的笑声和问候比她本人到的更早。

胡安娜做的炒饭非常符合中国人的口味

“您去过北京吗？我就是来自那里！”我指着墙上的纪念盘问道。

“我很想去拜访您的国家，可惜我没去成。获奖的书是加斯东·奥古里奥约我参与写作的，所以颁给我这个奖盘。”她说得平淡，我却吃了一惊！加斯东·奥古里奥是秘鲁烹调界的传奇。他的父亲曾做过秘鲁司法部长，后来成为国会议员，当然希望子承父业，就安排儿子进利马大学的法律系学习，然后送到西班牙或美国进修。一条通向成功的快车道已经铺好了。可出人意料的是，这小子忽然撂挑子不学了，并扬言说自己的天赋不是法律而是烹调。他真的退学跑到巴黎蓝带厨艺学校学习烹调，随后又走遍秘鲁的大城小镇品尝各路名吃，和大厨们切磋技艺。加斯东年轻而且眼界开阔，他善于调和融合不同的味道。比如，他在利马有一家叫做La Mar的餐厅，竟然把韩国泡菜、中国冰糖、日本泡姜与传统秘鲁海味混搭在一起，让人口舌一新。他开连锁餐馆、做电视节目、写书，立足于秘鲁传统美食却加上国际时尚元素，获得了极大成功，俨然已经是秘鲁美食的全球代言人。我特意去他的餐馆用餐，菜品味道当然不用说，就连摆盘品相、餐具颜色和装修风格都很时尚。能被他邀约一起写书的厨师肯定是某个领域中的高手。

得知我来自中国，胡安娜忙不迭地问我觉得那盘海鲜炒饭做的怎么样。“我一定要恭喜您！这个是我在秘鲁吃过的最棒的炒饭，即便是华人开的中餐馆都很难做得这么地道。”我毫不吝惜赞美之词，因为她的炒饭做得确实非常好。“每一粒米都很饱满弹牙，海鲜、调味料、蛋和米的味道都不互相压倒，融合得近乎完美！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听到我的评价老太太高兴极了，咧嘴笑得像个刚刚得到糖果的小姑娘。“真的吗？！炒饭的诀窍是我妈妈教给我的。她是从两个中国朋友那里学来的。他们说中国人的米饭不是加盐煮出来的，而是用蒸汽蒸熟的，这样做出的米口感好还能吸进味道。还有就是在炒饭的时候，蛋和饭要分开炒，对吗？”我连连点头。“您说的太对了，在中国我们就是这么做炒饭的！”

“您觉得秘鲁的中餐和中国的中餐有什么不一样的吗？”老太太问我。不过这还真是个好问题！鸦片战争之后大批华人被骗到秘鲁做苦力，合同期满之后在这里安家，把中餐厅开遍了全国。在秘鲁很难找到没吃过中餐的秘鲁人，他们也习惯把中餐当作秘鲁的本土菜了。早期的华侨大都是广东人，这里中餐的味道也就更偏粤菜。很多和烹调有关的中文词已经成为秘鲁人的日常用语。比如，他们把中餐馆叫chifa，也就是广东话“吃饭”，还有quian，姜；chaofan，炒饭；chaomien，炒面；wok，锅，等等。酱油、蚝油这些调料也在超市中随处可见。虽然秘鲁的中餐馆大都是华人厨师打理的，保持了比较正宗的粤菜味道，但还是被我发现了一些不同之处。

“中国人吃饭用筷子，所以食材的块儿要小，不然夹不起来。而秘鲁中餐馆的主要顾客是秘鲁人，你们习惯用刀叉进食，食材的体积就要变大。可肉块大了味道就不容易进去，厨师就要把菜汁儿的味道加重些。这样一来，菜的味道就和正宗的不一样了。不过这种改变挺有趣。况且无论如何，秘鲁的中餐可以算得上南半球最好的中餐！”我谈了谈我的想法，就赶紧把话题转到刚吃过的菜上：“这道菜为什么叫出汗鱼呢？”

“这是我们这里的一种特殊烹调方式。在做鱼的时候不加水，让鱼肉里的水分变成肉汁来把鱼烧熟，可以尽可能多的保持鲜味。”胡安娜解释说。

“确实很鲜！”我听着这个做法有点儿像我们的干烧鱼，“那么鳐鱼蛋饼呢？我感觉它是加了鳐鱼肉丝的西班牙蛋饼啊？” 

“确实是一个做法。不过，里面鳐鱼肉丝是用秘鲁传统方式炮制的。古代莫奇卡人把捕来的鱼在海水中洗干净，铺在海滩上晒成鱼干，再手撕成鱼柳。蛋饼中的鱼丝就是这么做的，咸鲜味十足还很有咬劲。”老太太说起烹调时的那种满足和喜乐特别有感染力，看得出她很享受自己的工作。

趁着谈兴正浓，我接着问：“我一直觉得种族、外貌、语言、国籍、信仰都不足以当作判定人群归属的标准，但食物的味道却构成了我们的文化身份认同。在这味道中刻录了我们和祖辈共同的记忆，无论你身在何处，熟悉的饭菜味道总能带你回到心中的家园。我知道味道是个难以描述的感觉，但我还是想问，对您来说什么才是真正的秘鲁味道？”

她沉吟了一会儿，忽然反问我说：“你没有尝我这里最有特色的菜品—鸭肉炒饭吧？”

“没有，下次吧！”我答道。

胡安娜哈哈大笑，说：“那太遗憾了，凭着这道菜我获得了2009年秘鲁烹调大奖。而且，这道菜的味道就是我心中真正的秘鲁味道！”

我郁闷的低头看了看已经凸起的肚子，摇了摇头：“真的吃不下了！您说说为什么吧！”

“这道菜本来是西班牙殖民者带来的，像所有老欧洲菜一样咸腻，用蒜和香菜提味，口味非常重。但慢慢的，这味道开始变得柔和，混入了古代秘鲁的口感：黄辣椒让它更富激情，吃小海鱼和棕榈果长大的鸭子的味道也不带一点儿腥膻。后来你的同胞们又贡献了炒饭的做法。在不断的混合和融合之后，我们才有了现在的这道菜！”老太太的话语开始带有一种韵律，仿佛她正在当炉烹调一般。她接着说道：“其实我本人就是这种混合和融合的见证者。你猜我的血统是哪里的？” 

“是非洲啊，对吗？”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胡安娜笑了起来，“确切的说，我有一大堆血统。我的姓氏Zunnini是标准的意大利姓，它源自我的祖父。他从意大利移民到秘鲁之后遇到了我的祖母。她是秘鲁南方伊卡地区被解放黑奴的后代。而我妈妈的血统属于厄瓜多尔的一支印地安人。这么说吧，除了中国人，我血液里已经包括了秘鲁的各个人种。可是说来也怪，我奶奶的黑人血统打败了其它所有基因，我和我的几个孩子都是非洲人的模样，哈哈！”

“看来非洲基因非常的强劲啊！”我也笑了，“那么非洲的传统在您的烹调中也留下印记了吗？” 

“那倒没有，不过大家都说非洲人有着一双擅长烹调的手，这大概是我从祖母那里继承的天赋吧！我做的菜也和我的血脉一样，混合了不同大陆的味道。对我来说，这就是真正的秘鲁味道！我真的非常享受自己的工作！我今年62岁，21岁结婚，四年后开了这家餐厅，这么算来我在厨房里已经度过37年了。我帮儿子在奇克拉约开了家餐馆。趁身体还允许，我打算到利马也开一家……”胡安娜越说越高兴，开始像所有老妈妈一样细说家事了。

阿雷基帕，女修道院里的男导演

很难想象，秘鲁的第二大城市竟然是被深谷巨壑和积雪峰峦所环绕的阿雷基帕。它正好处在安第斯山脉向西北拐弯的山结上，背靠着两座活火山，历史上曾多次被火山喷发和地震所摧毁。执拗的阿雷基帕人却从不放弃家园另觅宝地。他们挖出火山喷发后形成的白色岩石，一次次地重建自己的城市。老城区依然保留着殖民风格，布满孔隙的火山岩在阳光下闪耀着一种贝壳般的光芒，和远山的雪、高空的云相映成辉。全城大概只有一座建筑是例外，它就是圣卡塔利娜修道院。

蓝色的修道院游廊

这里曾经是新大陆最富盛名的女子修道院，也是秘鲁最显赫的家族送女儿们出家侍奉上帝的首选。洋红色的墙壁、纯蓝色的回廊和缤纷的花树，浓烈的颜色冲淡了修道院固有的拘谨和暮气。我正在感慨，这鲜艳的色彩中究竟湮灭了多少少女的青春。忽然，迎面走来一位身披白麻袍、黑斗篷、手持念珠的年轻修女。我顿时看傻了！虽然我知道这里仍然有修女居住，可这位嬷嬷眉目如画，长得实在是太惊艳了，让人觉得她本应该当电影明星，而不是终生与烛台十字架相伴的修女。我不由自主拔腿跟了上去，想看个究竟。刚穿过一道狭窄的小巷，我就听到一声断喝：“卡！那个人入画了！”我这才明白自己没猜错，人家还真是电影明星，正在这里拍戏呢！

正在修道院拍戏的当地女演员

虽然连累摄制组浪费了胶片，人家对我还挺客气。导演米盖尔·卡雷拉先生还答应在工歇的时候跟我聊聊。他毕业于德国柏林影视学院，平时满脸沉郁得像北欧的冬天，偶尔一笑，却又露出南美人特有的灿烂。“秘鲁人大都认识我，因为我是三个收视率不错的电视节目的制片人。但是，我一直想做的不是这些让人傻笑的东西，而是真正能够触碰到内心的电影！可这么多年了，这部片子才是我的第一部长电影。”

“晚了总比没有强！”我回一句成语，“可您怎么选择了修道院题材呢？秘鲁人喜欢历史片吗？票房会好吗？”

“这部电影是卡塔利娜修道院投资拍摄的，主人公是十七世纪在这里生活的安娜修女。后来她被教皇封圣了，事迹在秘鲁无人不知，非常受爱戴。我觉得着既然资金没问题，您也知道秘鲁是个宗教情绪非常浓厚的天主教国家，上座率应该也有保证。”

“可是修道院不会干涉或者审查您的作品吗？”我还是对一部宗教人物传记片的票房缺乏信心。而且从米开朗基罗到现在，教会审美与个人自由创作多少总会有些分歧。 

“算不上干涉，但要求总是会有的。”卡雷拉先生有些不自在，“不过，这个题材我还是很有兴趣的。我希望能够勾画安娜修女神秘的精神轨迹，告诉观众，人是何以成圣的。”

可我却听出了他语气中的几分不自信。一个从德国回到秘鲁、为了能拍电影奋斗了二十年的导演，不该只有这么浅显吧？我什么话都没说，只是静静地等他继续。

“好吧，这不是我的初衷！”导演沉默了片刻，开始讲述他的真正想法。“你来阿雷基帕有没有去看胡安妮塔？”

我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他说的胡安妮塔是一具著名的印加少女干尸。在印加时代，火山喷发被理解为山神的愤怒。为了平息怒火、消除即将发生的灾难，一些十三、四岁的少男少女会被送到火山口，在喝过了含有古柯的玉米酒、被麻醉之后，被祭司们用铜棒打碎头骨而死。这些身着盛装、携带着精美器物的孩子，被认为是送给山神的侍者和新娘。他们都是印加贵族的子女，却从出生时起就注定将成为祭品。在家庭和神庙的教导下，他们从小相信，把生命奉献给神灵是一种无上的幸福和荣耀。这些火山的高度大都在六千米左右，环境干燥而寒冷，他们的遗体得以完整保存，甚至部分肌理还带有弹性。在一次小规模火山喷发之后，一具原本埋藏在火山口土层深处的女尸被震到地表，刚好被一支美国科考队发现。由于她的发现者名叫约翰，而约翰在西班牙语中的对应名是胡安，她就被命名为“胡安妮塔”，意思是“小胡安娜”。我已经在阿雷基帕大学博物馆拜访过她了，就回答道：“看过了，这和圣安娜有什么关系吗？”

“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在秘鲁不同历史时代不断回响的主题。古代印加人为山神进行的生祭、殖民时代为上帝奉献的青春，您不觉得其中存在着某种神秘关联吗？印加帝国的神庙被推倒，在同一废墟上建起西班牙人的教堂。信仰的方式和对象改变了，但人与神灵的关系没有变。我想把胡安妮塔和圣安娜糅合到一起，通过影片来探讨秘鲁人的宗教观。可要命的是，安娜修女是圣徒，在秘鲁有很多人全心全意地崇拜和信仰她。我把她和印加干尸并列，会引起麻烦的。”

宗教节日的盛大游行

的确是个有趣的想法！我在旅行中正好赶上了秘鲁最盛大的宗教节日之一——奇迹之主的庆祝活动，见识到了秘鲁人的宗教情绪。男人们身穿紫袍、腰系白带、扛着耶稣像在大街小巷中缓慢穿行；女人们身穿白裙、手持香熏、吟唱圣歌；居民们从窗户、阳台向游行队伍抛洒鲜花；孩子们用不同颜色的粉笔和花瓣在路面上画出圣像。沿途无论是政府、议会还是企业都要派人致敬捐款。类似的天主教节日很多，不过最有意思的是各地耶稣像的颜色不同。在印加帝国故都库斯科，印第安人把耶稣像涂成深褐色，一如他们自己古铜色的皮肤。据说，当地圣像游行有不少古代印加王出行仪式的痕迹。卡雷拉导演的一番话为我点破了古代秘鲁与殖民时期之间一些隐秘的文化传承。 

“这种麻烦不是正好证明了您的理论吗？人与神的纠葛仍在秘鲁继续。”我安慰了一句，“那么，秘鲁电影产业的整体发展如何呢？”

“秘鲁？电影？产业？！”卡雷拉导演的语气里充满了无奈与自嘲，“您知道吗？秘鲁电影一般都只参加圣丹斯独立电影节。因为每一部秘鲁电影都是独立制片的。我真希望秘鲁能有自己的电影工业，但现实何其残酷！现在，秘鲁每年最多能出品十个长片，其中有一半能在影院上映就不错了。上世纪四十年代是电影开始主宰人类眼球的时代。在拉美，阿根廷和墨西哥都发展了各自的电影工业，可秘鲁却只是一个消费市场。到了六十年代，秘鲁才开始出品电影，但仅仅是独立电影，形成不了观众群、更做不成产业。”他忽然指着一个正在收拾灯架的场工说：“他晚上要兼职去一个俱乐部表演玛利亚契。许多上年纪的秘鲁人都喜欢这种墨西哥音乐，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都是看着墨西哥电影长大的。这就是文化不可见、却无可抵御的穿透力。秘鲁有那么深厚的历史文化，却没办法通过银幕让世人了解。”

他接着说：“一方面是政府的扶持不够。另一方面，秘鲁的电影市场也不够大。法律规定政府有扶植本土电影发展的义务。可上世纪九十年代，出于预算压力，政府取消了电影帮扶基金，秘鲁电影出片量锐减。等经济好转了，盗版光碟的时代又来临了。大家都改在家里看电影，院线萎缩严重。现在，除了利马情况还好，连库斯科这样的大城市都没有商业电影院了。在放映时间上，我们也争不过好莱坞，给我们的都是垃圾时段。所以，很难有不赔钱的秘鲁电影。我们现在只好寄希望于与外国电影公司合拍了。不过欧洲电影的拍摄成本也不高，顶多三四百万美元，分到我们手里的就更少了。”

“我觉得秘鲁有很多大题材适合拍成电影啊！别的不说，印加帝国和西班牙征服中那些充满戏剧性的传奇故事，都是可以拿正史直接当电影脚本用的啊！你们可以像黑泽明那样，用电影找出秘鲁的文化之根啊！”我忍不住出主意。

“秘鲁电影人比较偏爱现实题材，尤其关注社会和政治冲突。比如，天主教伦理与同性恋、被政治扭曲的社群关系、传统与现代化的交锋等等，大概是因为当代秘鲁发生了太多值得思考的事情吧。我们几乎没有史诗巨片。虽然秘鲁的历史足够宏大，但是我们没钱。所以秘鲁产生不了黑泽明，只有我这种混迹在女修道院里的男导演。”导演哈哈大笑。

夜色渐浓，晚祷的钟声响了起来。我和卡雷拉先生道了别，没走几步，就听到他在钟声中高喊：“听说现在中国很有钱，你们国家如果有人想来秘鲁拍电影，别忘了找我啊！”

利马，不变的酸味皮斯克

从远古开始，秘鲁就是南美洲的文明发源地。殖民时代初期，利马曾经是西班牙在南美所有领地的行政中心。即便在近现代，周边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把秘鲁甩在后面，秘鲁人的文化优越感依然坚不可摧。这种自豪感甚至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中。秘鲁最著名软饮料是印加可乐。这种橙黄色碳酸饮料的配方据说来自印加王室，主要成分是几种草药的天然提取液，口味酸甜，非常健康。秘鲁人对印加可乐的偏爱远远超过了可口可乐，几十年来它的销量一直稳压后者。可口可乐公司最后只好并购了印加可乐。而酒精饮料中最有秘鲁气质的当属pisco sour。这是一种用秘鲁特产的皮斯克葡萄烧酒调制的酸味鸡尾酒，权且叫做“酸味皮斯克”吧。秘鲁的任何一个酒吧、旅店或者餐厅，如果不能奉上一杯像样的酸味皮斯克，那你完全可以转身离开了，想必它不是个靠谱的地方。秘鲁人是这么热爱这种能够驱散热带的暑气又浸透了一代代的人生回忆的鸡尾酒，他们甚至把它推上了秘鲁国酒的神坛，并把每年的二月五日命名为“酸味皮斯克日”。

秘鲁国酒酸味皮斯克

在秘鲁旅行期间，受着平均每天三四杯酸味皮斯克的浇灌，我也爱上了这种勾兑简单却有复杂口感的鸡尾酒。我特意来到位于利马老城区的茂丽酒店，它的酒吧是酸味皮斯克公认的诞生地。暗黄的灯光、马赛克玻璃屏风、印象主义的壁画、镜框中的老报纸、皮椅子、擦得可以照见人影的酒杯、锃亮的黄铜酒甑和空气中若隐若现的雪茄烟的味道，都让人沉浸在一股怀旧的氛围中。而所有这一切，都不如那位精神矍铄的老调酒师的气场强大。他身穿红色礼服，笔挺的站在硕大的木制吧台后面，面容宁静谦和，鬓发一丝不乱。他正是我要找的人，世界上最好的酸味皮斯克调制者埃洛伊·科尔多瓦先生。

老先生从十七岁开始就在茂丽酒店调制酸味皮斯克

正是大批酒客涌入酒吧之前的光景，埃洛伊要预制出几大桶酸味皮斯的原汁，等到客人点酒的时候就不必忙乱了。他一边飞快的把各种原料混合在一起，一边向我讲解：“我正在调八人份的酸味皮斯克，配料和做法都很简单：两杯没有香气的皮斯克酒，最好是用quebranta品种的葡萄酿的，一杯糖浆或者一杯半的白糖，两个蛋清，四个青柠檬榨出的汁，加一杯冰块后用搅拌机打出洁白的泡沫，倒进酒杯后点几滴苦味酒和一小撮肉桂粉，就好了！”他顺手给我调了一杯酒，又把一碟烤玉米粒推到我面前，“这是canchas，最传统的下酒小吃。”

我尝了一口鸡尾酒，果然是大师级的调酒师！酸度、温度、甜味和苦味之间的平衡、酒体的滑腻感无不完美！“这是我在秘鲁喝到的最棒的酸味皮斯克！您有什么秘诀吗？”

“没有任何秘诀！我用的就是酸味皮斯克的标准配方，每一个调酒师都知道，网上也能查到。如果一定要说什么秘诀，那该是我四十九年来对这种酒的全情投入吧。我调酸味皮斯克就像掌纹之于手一般自然而然。”老人表情恬淡，没有丝毫的自夸自傲。

“您也调别的酒吗？”我边喝边问。

“很少！首先，来茂丽酒吧的人都是为了喝酸味皮斯克；其次，我热爱皮斯克酒！它是来自天堂的生命之水，是真正的秘鲁味道。你知道吗？皮斯克酒是最纯净、最完美的葡萄烧酒，它能点燃灵魂之火。”

我倒是觉得老埃洛伊的灵魂有点儿被点燃了，反问道：“法国的干邑、意大利的grappa也都是用葡萄酿造的烧酒，价格比皮斯克酒贵多了，难道也比不上它吗？”

“在我看来，它们都差得远了！”老调酒师伸开双臂，比划了个很远的距离，“在其他国家，最好的葡萄汁是用来酿葡萄酒的，榨剩下的葡萄籽和葡萄皮再加水蒸馏出烧酒。而秘鲁的皮斯克酒使用的是最好的葡萄原汁，整个酿造过程一滴水也不加，味道和品质当然不一样了！”

我也听得愣住了，“怎么会这么奢侈呢？这样成本太高了！”

“秘鲁能有皮斯克酒，这要归功于当年的西班牙帝国政府啊！”老人笑了笑，但笑容里却有着几分难解的意味。“葡萄不是美洲本土作物，是西班牙人从欧洲带来的物种。秘鲁南方伊卡地区的自然条件非常适合葡萄生长，很快出现了大片的葡萄园和酒庄。秘鲁产的葡萄酒开始返销西班牙本土，因为价格比同品质的西班牙葡萄酒低很多，一度非常受欢迎。可殖民地的宿命就是接受宗主国产品倾销的盘剥，而不能相反。帝国枢密院立刻禁止秘鲁总督区葡萄酒的生产和出口，就连那些守着自家葡萄园的酒庄主也被迫要喝远道而来的西班牙葡萄酒了。为了减少损失，他们用新收获的葡萄酿造了烧酒，也同时规避了西班牙政府的禁令。这么酿出的酒质量能不好吗？大批的烧酒通过附近一个叫做皮斯克的港口销往海外，慢慢的皮斯克就成了这种酒的名字。我们把它称为国酒，不仅仅因为这是秘鲁的独创，更因为它还凝聚着我们共同的历史记忆。”

不知道是酒精开始作用了还是被老调酒师突如其来的历史叙事镇住了，我忽然忘了原本要提的问题，就随口问道：“那酸味皮斯克是怎么来的呢？以前也这么喝吗？”

“最早用皮斯克调制鸡尾酒的应该是美国人。在西部淘金热的时代，旧金山最有名的一家酒吧用皮斯克酒、糖和柠檬水调制了一种潘趣酒，这就是酸味皮斯克的前身。”老人顿了一下，接着说道：“1930年之前，秘鲁的皮斯克酒大都是直接喝的。茂丽酒店是第一杯酸味皮斯克的诞生地。为了中和柠檬的涩口感，加入了生蛋清，由此产生的泡沫正好能承载苦味酒和肉桂粉，颜色和口味都分出了层次。这可是用了几十年才摸索出来的啊！不过那时候还没有一个固定的比例，是我和另外两个老家伙一起总结出了一套大家都认可的调酒程序和标准。”

“您一辈子都在同一个地方调同一种酒，在这酒里能感觉到时代的更迭吗？”

“我十七岁开始调酒就是在茂丽，正赶上了酸味皮斯克开始流行的年代。政治家、名记者、总统、议员、艺术家、运动员都是这里的常客。我曾经为前任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现场调酒，当然那时候他的头衔还只是王子。我经历过最好的时代，也见识了最坏的时代。光辉道路开始城市游击之后，政府部门云集的利马老城成了重点袭击对象。我们酒店距离总统府不过两条街，离外交部和中央储备银行都很近，哪个游客还敢来这里喝酒住宿啊。直到2002年之后，秩序才开始恢复，酸味皮斯克也开始在全世界流行。”

“可不是吗，连我这个中国人都特地跑过来了！”

“其实现在茂丽酒店的老板就是位中国女士，也许是华裔秘鲁人，我不太能分清楚。”这个消息忽然让我开始担心酒吧的未来了，我小心的问道：“她带来了什么改变吗？”

“她和我讨论是不是增加一些比较时髦的皮斯克鸡尾酒，比如草莓味的和古柯味的。我对他说，这些新品种我也很喜欢。但茂丽是酸味皮斯克的诞生地，来这里的客人就是想尝尝最正宗的。我们应该坚持传统，不做任何改变。她很支持我的想法，所以茂丽酒吧到现在也只提供三种鸡尾酒。”

“不是只有酸味皮斯克吗？”我反问。

“对！只有酸味皮斯克，单份的、双份的、还有大教堂，也就是大份的。”老人笑了起来。我请他又倒上一杯酒，举起杯敬他：“这个世界已经有了太多改变，我们需要一个不变的地方来让我们不至于迷失！谢谢您的坚持，让我们为传统干杯！”

老调酒师答道：“你尽兴喝吧，这也是我们这里的传统。来到利马不来茂丽等于没来利马，到了茂丽不喝酸味皮斯克那就是犯罪！”

一口酒入喉，唇齿间顿时泛起杂糅的味道和细密的触感，酸、甜、苦、滑、涩、香，一如秘鲁留给我的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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