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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必虎:构建全域旅游的技术体系与治理体系|凤旅大咖说全域旅游


来源:凤凰旅游

2017年9月1日,国家旅游局全域旅游研讨会召开,李金早局长、杜江副局长出席,中国旅游改革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部分学者及旅游企业代表参加,凤凰网旅游受邀出席此次研讨会。凤凰旅游根据会议讨论内容,将整理各位代表发言并推出《凤旅大咖看全域旅游》系列报道,为全域旅游事业的发展贡献“锦囊妙计”。

2017年9月1日,国家旅游局全域旅游研讨会召开,李金早局长、杜江副局长出席,中国旅游改革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部分学者及旅游企业代表参加,凤凰网旅游受邀出席此次研讨会。

全域旅游从提出到迅速成为旅游研究热点,这是我国现代旅游研究中的一种极为重要且独特的现象,是中国本土理论研究模式的有益探索。此次研讨会召开前,国家旅游局刚刚发布了《2017全域旅游发展报告》,全域旅游是应对全面小康社会大众旅游规模化需求的新理念、新模式和新战略;经济新常态下,全域旅游贯通消费与生产领域,促进中国经济脱虚入实,发挥了“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重要功能,成为中国经济一抹亮丽的风景线。

全域旅游成为中国最为广泛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活动,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在研讨会上表示,全域旅游不仅是旅游层面,它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创新,同时,全域旅游也不仅限于经济层面。全域旅游将推动国民权利制度、产业制度、产权制度、部门法等改革,从而引发整个社会的变化,成为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破冰产业。

李金早在此次研讨会上指出,全域旅游发展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迸发出了巨大的生机和活力。相较于红红火火的实践,全域旅游的理论研究则明显滞后,很多研究还停留于对全域旅游名词的望文生义解释层面。面对全域旅游的全新发展格局,不仅仅是需要学者们作政策层面的解读,更需要深入调研,总结全域旅游的发展规律,从而更好地指导全域旅游发展。

在当天的研讨会上,中国旅游改革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部分学者及旅游企业代表就全域旅游推进情况及发展进行探讨。凤凰旅游根据会议讨论内容,将整理各位代表发言并推出《凤旅大咖看全域旅游》系列报道,为全域旅游发展贡献“锦囊妙计”。

吴必虎:以目的地建设理论为基础,以生活质量提升为目标,构建中国特色全域旅游技术体系与治理体系

作者:北京大学城环学院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吴必虎

21世纪上半叶,也就是2000-2030年期间,中国社会经济将会发生巨大变化及转型。工业化基本完成,出现物质产品的过剩;城市化基本完成,65%以上人口迁移进入不可逆的城市,70%以上城市人口迁移进入沿海地区居住;信息技术、在线支付、人工智能支持下的大量就业人口失业压力倍增;生产性发展动力逐步让位于消费性拉动效应,而个性化、情感性消费需求大大超过物质性的消费需求。这一切,必然将旅游发展推到国家发展战略的第一线、最前沿。对于政府来讲,抓旅游就是抓经济、抓稳定;对于国民来讲,参与旅游就是提高生活质量;对于企业来讲,投资经营旅游就是接入经济发展主流。

在中国大陆风生水起大搞全域旅游的同时,学术界也有一些疑惑:全域旅游是否具有学术价值?在国际学术界,全域旅游是否具有国际学术交流价值?以英语世界为主的国际学术界,并无全域旅游这一概念。与全域旅游基本涵义及相应实践对应的应该是基于目的地概念发展而成的一系列术语,可以构筑出来一套目的地建设、目的地管理、目的地营销的理论体系。借鉴西方目的地建设理论,构筑中国特色的全域旅游理论体系,是摆在我们国内学术界的一个重要任务。旅游发展和政策,无不基于旅游资源产权、旅游需求市场和供给侧服务这些基本要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我们的资源国有(包括一部分集体所有)、人口基数巨大且假日制度集中、供给侧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混合兼容等特点。这一特点,为独特理论体系形成奠定了社会基础。

目前来看,全域旅游尚未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至少尚未达成共识。但是因为上述产权制度、假日制度、市场主体等的不同,西方理论不能完全适应中国国情,中国力量又在国际舞台上逐步显示硬实力和软实力。全域旅游专业领域的形成与进步,也许是中国软实力在国际上的一个潜在成长空间。

将生活质量作为发展的目标

发展全域旅游的根本目标是为了提升全国人民的生活质量。所有发展的终极目标都应该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指数升高和幸福感的增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得到高速发展,但是发展质量不够好,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过高。短缺经济已经转入过剩经济,去产能压力巨大。工业产品、农业产品(含耕地供给)过剩或竞争力不足。国民食物结构改变,消费结构改变,对相应社会基础设施不能响应。造成一系列制度成本高企。既得利益集团成为经济社会转型的巨大障碍。

40年的高速城镇化,导致乡村转型进入城市。大量进入城市的新市民(农民工)缺乏社会资本支持、社会保障不足。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特别是中西部城市人口迁移进入东部沿海城市。广东、江浙、京津成为人口净流入城市。预计2030年中国城市人口70会有东移趋势。但是土地管理法仍然要求各省80%耕地纳入永久性基本农田。难以适应城市化人口东移对建设用地(主要是居住用地)的现实需求。

城市居民(2030年时将达总人口70%左右)与乡村人口在土地(主要是宅基地)之间存在社会交换需求。东部地区(2030年预计将会承载70%左右城市化人口)与中西部地区存在基本农田的区域分工。沿海地区应该放宽独立住宅的供地控制。

认清全域旅游的技术体系

上述一系列社会变化和经济发展转型,以及中国社会制度的独特设计,是中国全域旅游理论研究的基本规定性背景。技术体系中首先是理论体系。以旅游目的地理论,也就是目的地规划理论、目的地管理理论、目的地营销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的产权制度、消费者特征、市场主体特征,设计构建全域旅游理论框架。

移动支付、自动驾驶、在线旅游集散中心(ODS)、旅游大数据、不可替代的线下社交场景供给,一系列技术革命将会赋予全域旅游新的适应性、响应性、创新性变化。

完善全域旅游的治理体系

一系列旧的基于物质生产、短缺经济、计划经济、部门利益起草颁布的法律都需要进行完善修订。《旅游法》需要进一步提升对全域旅游的响应和授权;《土地管理法》需要改变自然经济、短缺经济、谷物经济、分省保护农田、严格限制住宅用地的立法精神;《文物保护法》需要响应文物活化利用、允许商业经营的社会要求;需要制定资源生态保护与游憩旅游发展并重的《国家公园法》;《城乡规划法》要增加城市游憩与旅游功能的立法条款,要减少对乡村规划的一竿子到底的过度干预。以及更多的涉及旅游资源、多规合一、强化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立法。

全域旅游的行政治理,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如何在旅游局改旅游委之外,找到更多的协同机制。二是政府多部门如何尽量放权于市场,让市场成为旅游供给侧的改革的主要驱动力量。公私混合经营

改革开放40年的一个经验就是央企、大型国企如何与民营经济合理、公平准入与竞争的关系。现在有一个趋势,国进民退越来越明显。在PPP实践中,地方政府仍然强调与央企的合作,因为政治风险小。旅游是最为市场化的领域,央企过大,不利于行业发展,不利于服务质量提升,不利于资源、资本的效率提高。

整理:凤凰网旅游频道主编:许玥

[责任编辑:许玥 PF004]

责任编辑:许玥 PF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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