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家，幸福的开始还是终点？
随着藏族年轻人越来越多地走出去，接触新社会，接触新的生活方式，分家，已经在很多一妻多夫制家庭中开始流行。在丁青县城郊的这个协雄乡，乡长告诉我们，原来乡里登记在册的是700多户，现在统计的数量已达到1200多户。也就是说，在以一妻多夫制“出名”的丁青，打破一妻多夫制的旧传统，融入一夫一妻社会主流生活方式的步伐正在加快。
在拉萨定居已经10年的女作家羽芊的新书《藏婚》，给我们讲了一个以塔热村一妻多夫婚姻为原型的故事。
一个同样有4个儿子的藏族家庭，2003年初，父亲为老大、老二、老三3个儿子订了亲，姑娘是临村的卓嘎。在结婚前一周，这场似乎水到渠成的婚礼却发生了变故。
老三朗结率先提出自己不想跟哥哥们一起生活。他说：“如果跟他们一起结婚，今后我就无权在拉萨找老婆。我今后想在拉萨生活，自己成一个家。”父亲考虑到朗结生性较懒，又是老三，也就不勉强。
四弟嘉措将来也会娶父亲为他们准备好的这个女人。嘉措对前来采访的羽芊说：“跟哥哥们组成一个家庭，是父母的愿望，不是我的愿望。在我们这里，每个家庭都是大哥当家长，家中大小事情都是他说了算，其他男孩子无论有多能干，只能是孩子的叔叔，除了干不完的活外，没有什么地位。这是我不愿意留在家里的原因。”
羽芊第一次去塔热村时，听卓嘎谈了很多她和平措的事。字里行间听得出，她最在乎的是平措。
但平措似乎也并不热衷这门婚姻。在拉萨打工的平措，早前就认识了单珍，尽管娶了卓嘎，也打算在拉萨和单珍重组家庭。平措的父亲始终不允许他分家另娶，日子就在僵持中继续。
直到今年羽芊再去到塔热村，平措的母亲告诉她：“如果平措还想在拉萨结婚，我们也不反对了。只希望她找个好姑娘，安安定定过日子。”
四弟嘉措也去了拉萨打工。他说：“我宁愿饿死，也不愿意当小叔。”
好在，二弟贡嘎对卓嘎疼爱有加。即使分了家，贡嘎也会照顾她一辈子。
也许，卓嘎家今天发生的事情就是拉珍一家明天将面临的问题。只是不知道，一旦分家了，拉珍将跟着哪个丈夫继续生活？她最爱的那个丈夫是否愿意和她结伴终生？分家了，到底是解脱还是另一种折磨呢？我们无从知晓。
一妻多夫，到底是女权遗风还是经济所迫？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多少有些尴尬和无奈的一妻多夫制，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它的存在究竟与东女国女权当道的遗风有无渊源？它又将在男女平等高度文明的现代社会形态下何去何从？
众所周知，弹丸之地东女国之所以引起史学家的兴趣，区区东女国之所以成为千百年来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根源就在其有着与人类“重男轻女”的社会主流意识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女尊男卑。
“俗轻男子，女贵者咸有侍男。”这是《新唐书》对东女国习俗的记载。可见在重女轻男的女儿国，女人通常是拥有多个男人的。那么，这样的习俗跟今天我们见到的一妻多夫制存在什么必然关系吗？
对此，有研究者认为，曾经存在于现在藏东地区的东女国，过于强大的女权导致男性的集体反抗，加上西边吐蕃的武力威胁，内忧外患，最终消失或迁移出了历史的大舞台。但其尊重妇女地位的文化习俗可能被吐蕃文化所吸收，因此在吐蕃盛行的一夫多妻制生活形态中，妇女仍享有较高的地位。其最典型的例子当数松赞干布与他的王妃们的关系。
不过，如果这样便得出丁青一妻多夫制与女儿国女权遗风关系密切，似乎仍显草率。当地的文史研究者和带我们采访一妻多夫家庭的乡长都认为，丁青一妻多夫制应该是社会经济发展到某种阶段的必然产物，与当地的经济状况和传统习俗都有关系。
据乡长介绍，在当地人的观念里，一夫一妻制是一种很平常的婚姻关系，它的致命缺点就是不能使家庭兴旺；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更不可理喻，他们认为妻子越多，生孩子也越多，容易使家庭变得贫穷。相反，一妻多夫则是最理想的婚姻形式，最受人们拥戴。这主要是因为几兄弟共娶一个妻子，家里人多，不用分家，劳动力强，家庭财产不会分散，家境越来越兴旺。
也就是说，保护家庭为单位的财富和生产力，成为当地人认同一妻多夫婚姻形式的根本原因。而且，在这种家庭里，没有明显的女尊男卑或男尊女卑现象。丈夫们出门打工挣钱，妻子和留守丈夫挑起家里的大梁，并微妙地协调各个家庭成员的关系。于是，似乎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在历史的某个时期，这种普遍存在的家庭生活形态经过多次道听途说之后，演变成了女人当家作主的女儿国社会生活蓝本。《大唐西域记》和《新唐书》是否从这里找到了灵感或依据呢？
然而，这样的家庭关系和婚姻形态维系到现代社会，随着资讯的发达导致家庭成员观念的改变，以及家庭经济状况的迅速改善，变得越来越不靠谱。
拉珍和她的丈夫们的生活还在继续，但分家在将来势在必行，他们所代表的一妻多夫制正在淡出人类社会生活的舞台。
我们寻找藏地女儿国的行程也还在继续，而且关于女儿国当年生活场景的重现，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云遮雾罩之后，正变得逐渐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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