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名人故里：走进陶渊明

2011年10月20日 16:39
来源：乐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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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巨人鲁迅说陶渊明“伟大”；俄国文化巨人托尔斯泰对陶渊明“无限神往”；法国文化巨人罗曼罗兰称陶渊明的作品是“奇迹”……。让我们走近陶渊明，了解他为什么骸逝千秋魂不朽。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后名潜，友人谥之为靖节。东晋兴宁三年，诞生在江州浔阳郡柴桑县匡山蠡水之间的上京山下，即今天九江市星子县城西北面上京山下的斜川畈。他出身没落的官宦家族，曾祖父陶侃官至长沙郡公东晋大司马，祖父陶茂曾任武昌太守，父陶逸（亦名敏）亦曾任安城太守。陶侃第十女嫁晋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嘉为妻，而孟嘉又以两个女儿还嫁陶茂两个儿子，一生渊明，一生敬远。渊明8岁丧父，自幼受母艰辛培育与薰陶。青少年时期，尽管家境日益衰微，但他发愤读书，怀有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其《饮酒》诗中“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和《杂诗》中“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之句可见一斑。他怀着“大济于苍生”的抱负，仗剑远游过张掖和幽州一带。壮游归来，家境每况日下。“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怨诗楚调》）。发妻亡故，继娶翟氏。为生存计，他“投耒去学仕”。二十九岁时，起为江州祭酒，即在江州刺士王凝之手下做一个管理礼仪教化的官员。

陶渊明所处的晋宋易代时期，北方“五胡乱华”，战乱祸及苟安于江南的东晋。东晋王朝，政治腐败，“官以贿迁，政刑缪乱”，苛捐徭役，如狼似虎，引起人民反抗，399年爆发了以孙恩、卢循为首的农民起义。统治集团内部，桓温、司马道子、司马元显、桓玄、刘裕等先后开展了剧烈的争权斗争；严格的门阀制度，形成“举贤不出仕族，用法不及权贵”的局面。陶渊明家庭破落，难列豪门仕族，因此在政坛上不会受到重用，何况他从小养成“少学琴书、偶爱闲静”，“不慕荣利”，“质性自然”的秉性，自然难同阿谀逢迎、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污浊官场生活相适应。因此，那个江州祭酒的官没做多久，便弃之还家，继续躬耕于西畴，幻想过上“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的安逸田园生活。事后，州里召他去当主簿，他不肯就任。

树欲静而风不止。连年不断的战祸，灾荒和苛捐杂税造成民不聊生，陶渊明意欲过上安静自在的田园生活的幻想遭到破灭。这时，他的思想极度矛盾，既厌恶仕途，同时，“大济苍生”，追慕唐虞和合盛世的抱负尚未完全消泯，不甘“白首无成”，还想出去干一番大事；纵使是隐居田园，也得为“口腹自役”，有点退隐之资。《归去来兮辞》序和《荣木》一诗中“总角闻道，白首无成”，“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反应了他当时的心境。于是便有了他于三十六至四十一岁六年间的第二、三、四、五次出仕。第二次是公元400年，在江陵桓玄幕府任职，次年冬因母丧辞职还家；第三次是404年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第四次是任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最后一次是四十一岁时，即公元405年8月出任彭泽令，至11月仅八十几天，深感“世与我而相违”，“大济苍生”的抱负彻底破灭；时值同父异母的“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更令他恶心的是，不愿“束带”而见郡府派来的那个以贿而迁、鱼肉人民的五斗米道小人督邮。渊明当时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于是“即日解绶去职”，弃官归上京故里，从此再不入仕。

陶渊明的生活、思想和创作，以他四十一岁为界，分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前期主要是出仕阶段，他希望为国为民干一番大事业，实现自己的理想。经过五次出仕和归田的反复，他认识到当时的统治是“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社会风气是“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感士不遇赋》）；深感：“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他不愿同流合污，又无力改变当时的现实，出于无奈，只得远离浊世，居隐田园，并常以饮酒来麻醉内心的痛苦，“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饮酒》之七）。

后期，即四十二岁至六十三岁，是陶渊明的隐居田园阶段。这个阶段，由于他亲身参加劳动，接近劳动人民，同农民朋友“斗酒散襟颜”，“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尽管生活贫困，但在创作上却是丰收期。现存陶渊明的作品，主要创作于后阶段。后期作品的主要内容是描写他隐居耕种的生活，也有一些涉及人生感悟，诸如哲理、咏史、爱情及应酬之作，不仅表现了他酷爱山泽田园、贴近民众、安守清贫、不慕荣利、不随流俗的高尚情操，同时也表现了对当时黑暗现实的不满和批判，对人与人和睦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好社会的追求和呼唤。

陶渊明四十一岁自彭泽返归上京故居之初，深感“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在险恶污浊的官场中，自我解脱，心情相对是较舒畅的。他“开荒南野际”，“种豆南山下”，“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尽管家道贫寒，但他的精神世界却是富有的，他追求个性的自由，以安贫乐道的态度来对待一切，达观处之。义熙戊申，即渊明四十四岁那年，上京故居遭遇火灾。《戊申岁六月遇火》诗中云“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房子全烧了，由于赖以生存的主要田畴在此，一家人只得暂在门前的船上寄宿。这时，陶渊明已有五个儿子，分别名俨、俟、份、佚、佟，小名舒、宣、雍、端、通，年幼欠聪，都不好读书。家中生活负担之重可想而知。为生存计，一家人“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盥濯息檐下”、“弗获辞此难”（《庚戌岁于西田获旱稻》），艰辛地以求衣食自安。这里的“西田”便是今日上京山下的西畈、亦名“西畴”。至410年，渊明家才由上京园田居移居至南村，即今日温泉的栗里陶村。他在南村同当时隐居庐山的彭城刘遗民、雁门周续之结为诗友，号称“浔阳三隐”，常在一起“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登高赋新诗”，“有酒斟酌之”（《移居二首》），并同时任江州刺史刘柳后军功曹的颜延之常有交往。陶渊明在南村住了六载，除了同当时的名士交往之外，更主要的是接触了象田父那样一些当地的农民，同他们一起“贫居依稼穑，戳力东林隈”；“落地为兄弟”，“斗酒聚比邻”（《杂诗》），力图共过“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的生活。陶渊明有不少诗文如《五柳先生传》、《形影神三首》、《杂诗八首》、《饮酒二十首》等都是在这里写的，其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就出自《饮酒之五》。

公元417年，陶渊明五十三岁时写有《还旧居》和《悲从弟仲德》二首，其中“畴昔家上京，六载去还归”说得很清楚：即过去家在上京，因遇火和“南山有旧宅”及那里“多素心人”，而移居南村。离开上京已经六年了，“今日始复来”，想起“慈母沉哀疚”，“衔哀过（从弟仲德）旧宅”，“恻怆多所悲”。陶渊明重回上京故居后，生活越来越贫困，到了“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有会而作》），“倾壶绝馀沥，窥灶不见烟”的地步。可是他安贫乐道，固穷守志，“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在《咏贫士七首》中写道：“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朝为仁义生，夕死复何求！”，“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在家计难以为继的困境下，418年朝廷征地为著作即，他却不就。420年，刘裕灭晋建立刘宋王朝，渊明从此更名为潜。由于“道胜无戚颜”，在永初辛酉（421）正月初五，五十七岁的陶渊明作有《游斜川诗并序》，尽管自知“吾生行归休”，但他同样以诗情画意的笔调，生动地描绘了上京故里斜川、曾城和南阜初春的美好风光。“及辰为兹游”，表现了他对家乡、对山川的酷爱。陶渊明爱憎分明，他不仅爱山川、爱家乡、爱赏菊、爱饮酒，他更爱的是亲情和穷苦民众。他的诗文中，不仅充满着对母亲、对儿子、对程氏妹、对从弟仲德和敬远的亲情，更充满着对农民的深情，“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是最好的说明。他为彭泽令时，曾派遣仆人去上京照顾儿子们，写信道：“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待之。”对待农民、仆人犹如亲人。但在同黑暗势力的抗争中，却如“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显得“金刚怒目”，傲骨铮铮。

长期的战乱和灾荒，长期的躬耕和贫困，使陶渊明“力耕不吾欺”的幻梦不得不消失。“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他和乡里的人们一样，深感乱世之民苟延残喘之艰难，越来越强烈地幻想和追求能有一个“春蚕收长丝，秋收靡王税……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的安定美好社会。在这种处境和心境下，渊明约在五十七岁期间，写下了具有世界影响的千古名篇——《桃花源诗并记》，构想和描绘了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战乱、没有灾荒，民风淳厚朴实，生活安定愉快，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乐土，以相形见绌的手法，对当时的黑暗社会给予有力的批判，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渴望安定、和谐、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

六十岁以后的陶渊明更是贫病交困。公元425年，老友颜延之赴任始安太守，经浔阳造访渊明，走时赠钱二万，渊明悉送酒家，以便随时取饮。426年，渊明家仍是“窥灶不见烟”，饥饿驱使他去“乞食”，“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这时，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赠以梁肉，当是雪中送炭，可渊明同他志异道殊，麾而去之，拒不接受。427年，九月重患疟疾，病上加病，作《挽歌诗》三首和《自祭文》；十一月留“省讣却赠，轻哀薄敛”遗嘱与世长辞。亲友将他们安葬在距栗里南村不远的庐山南麓面阳山上；颜延之为其作《陶征士诔》；诸好友谥之为“靖节征士”。后来，来南康府、星子县任职的官员和地方贤达在渊明南村故居附近建祠馆纪念，一曰靖节祠，一曰归去来馆，亦名五柳馆、醉石馆，并在府（县）治所在地南康镇立祠祀奉。千余年来，中外名家来此瞻仰凭员留下了大量缅怀诗文和石刻。

陶渊明是一位能真正当受得起“永垂不朽”四字的古贤先哲。他是星子最杰出的乡贤，同时也是九江、江西最杰出的古贤，是一位世界级的历史名人。自唐宋以来，不仅炎黄子孙崇尚、研究、缅怀他，且世界上有不少国家的文人志士都在研究他、纪念他。在晋宋易代的六十多个春秋中，这位先哲以追慕真淳和谐的自然民本思想、高风亮节的为人品格和独树一帜的文学成就，铸塑了自己崇高的地位和不朽形象，同孔子、孟子、庄子一样，是中国读书人最崇敬的精神偶像之一，博得国人崇尚和举世瞩目。陶渊明的不朽和伟大至少有三：

其一，他是饮誉中外的伟大文学家。在陶渊明生活的那个时期，“真风告逝，大伪斯兴”，“名士清谈”实属空谈和玄言乏味的文风充斥文坛。而陶渊明却在崇尚自然、接触社会底层生活的基础上，一枝独秀地创造出真实、平淡、自然的艺术风格。他致力于描写农村的劳动生活和田园风光，大力肯定和赞美劳动，表现了他亲自参加劳动和同农民友好交往的感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开辟了诗歌创作的新境地，成为中国田园诗祖。他的诗文，内容平淡自然而含意深远；语言平淡自然而精炼简洁。他善于运用清新朴素的语言和白描的手法，形象生动地描绘田园风光和平凡的日常生活，抒发“胸中自然流出”的真情实感，传神地创造出一种很高的意境，没有一点斧凿的痕迹。不仅是田园诗超然尘外、独辟一家，他还写过一些激烈、慷慨、豪放的咏史诗，如《咏荆轲》等，都有所寄托，表现出他的政治抱负。陶渊明的散文传世虽不多，但都写得清新而有情致，是不可多得的、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欧阳修说：除了陶渊明则“晋无文章”。梁启超说：《桃花源记》“是唐以前第一篇小说，在文学史上算是极有价值的创作”。陶渊明在文学的艺术风格上所开创的一代新风，一直滋养、哺育着后代无数作家，并对世界文坛产生重要影响。他的诗文，作为文学思想、艺术范文选入大、中学语文教材属多者之一；译成各种文字走向世界亦属多者之一。古今中外，不少文化巨人为之喝彩。李白崇陶诗云：“何日到栗里，一见平生亲”；“何日到彭泽、长歌陶令前”。杜甫说：“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白居易道：“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苏轼评曰：“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黄庭坚诗云：“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陆游叹曰：“我诗慕渊明，恨不造其微”。朱自清言：“中国诗人里，影响最大的似乎是陶渊明、杜甫、苏轼三家”。郭沫若诗云：“中国有诗人，当推屈与陶”。日本学者雨伯阳在评介中国古代诗人历史地位时说：“渊明第一，李杜第二，韩白第三，东坡在三四之间”。日本另一位学者大矢根文次郎指出：“渊明文学在日本流传，从远古的上代到今天，……他长期地保持了自己的生命力，各个时代的人们都从其中得到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近年来，国际“研陶热”正在日益升温。

其二，他是具有美好理想的伟大思想家。陶渊明善于用文学的语言和形象来反映抽象的哲理，在他的诗文中，很多地方都体现他不信天命、不信鬼神的唯物思想。当时，东林寺的慧远和好友刘遗民劝他加入白莲社，他认为“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怨诗楚调》）拒不参加。陶渊明一生勤勉，想实现自己的抱负，可一切都事与愿违，落得个因“夏日长抱饥”而“及晨愿乌迁”；因“寒夜无被眠”而“造夕思鸡鸣”的地步，他却以为“在己何怨天”，不认为这是天命注定的，而是现实造成的。他的《形影神三首》表现了形神相即，形尽神灭的唯物主义哲学观点，批判了当时盛行的神不灭佛学理论，很具进步意义。陶渊明的最大思想贡献，是他在晚年构想并具体描绘的理想社会——世外桃源。这是他对秦汉以来五百多年封建制度的有力批判；为民立言，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追求与渴望。中科院所编《中国文学史》指出：桃花源这个淳朴、安乐的乌托邦反映了当时农民的意志和愿望……，是诗人对当时现实的严厉批判。并认为“《桃花源记》的杰出思想意义是否认君权，这就更大胆、更富于人民性”。可见陶渊明的桃花源式的和谐社会思想，是人类最早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他比欧洲的莫尔、傅立叶、欧文等思想家提出空想社会主义的雏形和理论要早出一千二百多年。

其三，他是具有高尚品格的文士楷模。陶渊明自幼好游在六经，怀有“大济苍生”之志；他刚正不阿，处在豪门士族统治的黑暗时代，敢于蔑视权贵，“不为五斗米折腰”；他赞美荆轲敢于刺杀暴君的那种“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的英雄气慨；当深知自己的抱负难以实现时，决不同流合污，毅然辞官归田；他躬行稼穑，固穷守志，为民立言，同社会底层农民有深厚的感情；家中到了“绝炊”、“乞食”的地步，宁死不接受志异道殊者的馈赠。这种穷且志坚的骨气和清廉高尚品格传为千古佳话，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影响极大。萧统认为渊明品格使人“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苏轼曰：“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朱熹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淡，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是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龚自珍诗云：“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鲁迅说：陶渊明“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他诗中也有‘金刚怒目’式的。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还说：“陶潜正是因为并非‘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

当我们走近了陶渊明，才能深知这位先哲在当今精神文化建设及将九江打造成文化旅游胜地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诗人的故里，位于江西九江星子避暑胜地庐山的南麓。一个只有十余户人家的小村子。这里住户都姓陶，是诗人的后裔。据史书记载，诗人的故居原住玉京山下，第三年，他在诗中所描写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的住宅，便被一场大火烧毁了。后来诗人就移居栗里村。这个村子就是栗里。可能也就是他在《移居》诗中所说的"南村"。

山环水绕，一千五百多年前使诗人流连忘返的风景依然如故。村前一条清泉，从一座小石桥下缓缓流过。这座小石桥，据说便是诗人当年"带月荷锄归"走过的"清风桥"，亦名"柴桑桥"。桥畔大树下，斜倚着一块青石，上刻"柴桑桥"三字。 顺着清清的流泉，依山势南行至一水池。池间巨石上，刻有"醉仙濯缨之池"字样，人们便叫它"濯缨池"。相传诗人当年在劳动之余，常在此中涤锄洗帽。离池不远处，有一巨石赫然横卧在山旁的溪漳中。这便是当年诗人醉后高卧的地方，人称"醉石"。

登上这块高约三米的巨石。平滑的石面稍倾如台，可容十人，上刻"归去来馆"四个大字。据《南史》记载："先生弃官归，时往为庐山中，醉辄卧石上，其石至今有耳迹及吐酒痕焉。"这近乎民间传说。我们细观石上，除了长年因风雨剥蚀而留下的斑痕以外，什么"耳迹"、"酒痕"都无可辨识。石上倒可清晰读出明人留下的一首《题醉石》的刻诗：渊明醉此石，石亦醉渊明，千载无人会，山高风月清。石上醉痕在，山高风月清。泉石晋时有，悠悠知我心。

陶渊明嗜酒，饮酒是他诗中常常吟咏的一个主题。他曾写有《饮酒》二十首，其中的第五首是最脍炙人口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此诗生动的描写了乡居自然环境的清幽、生活的闲适和心境的旷达。最后两句话，此情此景，想说出其中的真意，却忘记该用怎样的语言来表达了。一种醉后陶然自乐、忘我返真的心绪跃然纸上。由于时代的局限，诗人对于当时邪恶势力的抗争，除写诗明志外，一般只能表现在隐居归田、以酒自醉上。

离开陶村时，驱车在环山公路上西行约二十分钟，便来到绵羊山下拜谒陶渊明墓。在山坡的树丛间寻找陶墓颇费了一些周折，后来在守林人的指引下终于来到了诗人眠之地。 墓高踞在一个朝阳的高冈上，四角各植一株枝叶繁茂的古松。墓碑上刻有"晋徵士陶公靖节先生之墓"，碑额上是"清风高节"四个大字。碑左侧是墓志及《五柳先生传》刻文，右侧是《归去来辞》刻文。这两篇文章都是诗人传世的名篇。碑立于清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 我们在墓前伫立良久，我不禁默诵起诗人写于逝世那年（公元427年）的《挽歌诗》来。共三首，其第三首是：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崔荛。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这里背靠高耸入云的汉阳峰，面临浩瀚的鄱阳湖，远离市嚣，林静谷幽，正是诗人安息长眠的好地方。

《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圩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陶渊明生活在战乱频仍的东晋末年，从二十九岁起，曾离家十三年，作过祭酒、参军、县令等小官。

四十一岁时，在彭泽令任上，终因不原"为五斗米折腰"而弃官返里，躬耕田园，直至去世。 陶渊明历来被文学史家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杰出的田园诗人"。《归园田居》是他归隐后第二年所写的代表作，共五首，上述的是其中的第一首。

字里行间充满着诗人抛弃恶浊的仕宦生活，投身乡里大自然怀抱的那种喜出望外、怡然自得的心情。

栗里陶村

位于温泉疗养院旁，是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的第二故里。陶渊明为晋朝柴桑人，旧居原在城西五里的玉京山(又名上京)，408年，陶渊明家遭回禄之灾，大火吞噬厂他的旧居。两年后，诗人徙往南里之南村，即今栗里陶村。遥想当年“数问老屋槿篱编，诗酒琴樽听雨眠；老盖撑松彰屋角，游丝袅柳护门前。逃荣托故诗难隐，入社辞招酢则仙；农服先畴士旧德，风光犹是义熙年”，如今物去人非，令人感慨万千。

柴桑桥

走近村口，迎面是一座小桥，桥长7．5米，宽1．3米，高5．6米，是即著名的柴桑桥。柴桑桥原名清风桥，是明朝嘉靖中御史李循义给重新取的名。桥墩为花岗石，桥面为青石，桥墩下流水潺潺，桥头旁古樟合抱，好一个“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

醉石

位于庐山南麓的虎瓜崖下，距离栗里陶村约1公里，与庐山温泉疗养院隔路相望，离归宗寺与简寂观也不过数里之遥。崖下有一大石横卧涧中，石高七八尺，宽一丈有余，呈不规则四方体。石面平滑，上刻闽中郭波澄的《古风醉石》诗。诗侧有“归去来馆”四个隶体大字，相传为朱熹手迹。这里便是遐迩闻名的醉石。当年，陶渊明因不满政治的黑暗，赋《归去来兮辞》弃官归田，后与刘遗民、慧远等交游，时往来于庐山中，醉则卧于此石上，故名醉石。远远望去，隐然若有人卧于石上。石头中间有一凹处，俗称是陶渊明的枕痕。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宋代学者程思孟、陈舜愈，明代文人卢襄等于此都有题刻。神奇的景致、优美的传说，不知醉倒多少游客。登上醉石，举目四顾，群山滴翠，人们不禁又会陷入深深的沉思，“金床玉几世恒有，眠者一过人知否?不知此石占柴桑，胜立穹碑万丈长”。一个对历史和社会有贡献的人，人们是永远都不会把他忘记的。

濯缨池

醉石馆 醉石下有溪流潺潺，溪名醒泉，传说为陶渊明醒酒的地方。逆溪攀缘50步，有溪水激石成池，池为椭圆形，即濯缨池，其右』：石刻有“酢仙濯缨之池”6字。字径2寸许，行书，极为苍劲。据唐朝李延寿所撰《南史》记载：“陶渊明先生弃官来归，篮舆时往来庐山中，醉则卧石上”，“其石至今耳迹及吐酒痕在焉”。晋朝以后，历代都曾建馆其侧，称作归去来馆，民间俗称醉石馆。

距醉石馆不远，原先还有一个五柳馆，如今俱已不存。

醉石馆的西面，有一条山道通往庐山垅，可直达东林寺。相传慧远法师结白莲社时．豪门显宦出身的谢灵运要求加入，被慧远婉拒，而他同时又亲自写信邀请陶渊明。陶令听说白莲社戒酒，回信说：“弟子性嗜酒，法师许饮即往焉。”慧远居然破例备酒相迎，这个故事流传得很远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