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街的压水井,纪念一个普通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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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街的压水井,纪念一个普通的医生

2020年02月16日 10:32:51
来源:澎湃新闻网

在伦敦苏荷区的宽街(Broadwick Street)和莱克星顿街交汇处,有一家名为“约翰·斯诺”的酒吧(John Snow Pub)。这家酒吧门外,有一口缺了手柄的黑色压水井。

游览伦敦的人,几乎都会造访时髦的苏荷以及这一带的中国城,但大多数人错过了这间酒吧,更不晓得这口平淡无奇的老水井,曾深刻改变过整个英国,并影响了整个世界。

约翰·斯诺酒吧门外,有一口缺了手柄的黑色压水井 曲玉萍 图

宽街39号的酒吧老木门上镶嵌着当年纪念斯诺和压水井的铭牌 曲玉萍 图

19世纪中叶,正值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鼎盛时期,英国仿佛登上了经济发展的高速列车,首都伦敦更是充斥各种机会,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关于这一时期,查尔斯·狄更斯有过最精辟的概括:“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也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在直登天堂,也在堕入地狱。”

一幅老手绘图形象描绘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期伦敦的贫富差距 曲玉萍 图

财富的原始积累,往往以牺牲健康和环境为代价。贫民窟糟糕的生活环境、卫生习惯、匮乏的医学常识以及落后的公共管理体系,终于给了金玉其外的日不落帝国致命一击。

1854年的秋天,英国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传染病事件,仅仅10天不到,伦敦市中心就有500人死于霍乱大爆发。当时,人们对于霍乱是如何传播的一无所知,都以为罪魁祸首是瘴气,或者被工业污染的空气,就连著名的“公共卫生之父”埃德温·查德威克也支持这种理论。但是,有一个叫约翰·斯诺的医生,却对此表示强烈质疑。

他出身于约克一个煤厂工人之家,之前曾在伦敦西敏寺医院工作,并被英格兰皇家外科学会吸收为会员。于1844年获得伦敦大学颁发的医学博士学位后,加入了皇家内科医师学会。

年轻时代的约翰·斯诺 资料 图

如今的伦敦议会广场,繁华而忙碌。泰晤士河从一侧汩汩流过,大本钟全副武装,等待修葺一新。游客追寻着《达芬奇密码》或者世纪婚礼而来,而达尔文、乔叟、牛顿、霍金正在西敏寺中静静安眠,对了,还有查尔斯·狄更斯。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老西敏寺医院的旧址到底在哪里,更没听说过一个叫约翰·斯诺的24岁年轻医生曾在这一带工作过。

然而,当我向伊丽莎白二世中心(QEII Center )的琼斯先生问询时,他却指指脚下:“就是这里。” 并找出了一张摄于维多利亚时期的黑白老照片,站在当时拍摄者的角度,指点给我看:“街景没太多变化,你还能看到远处高等法院的背影。但左手边的医院,在上世纪50年代被拆除了,1986年建起了这个像是32个空盒子的会展活动中心。”

斯诺医生工作过的西敏寺医院,如今是著名的伊丽莎白二世中心 曲玉萍 图

维多利亚时代拍摄的西敏寺医院外景,高耸的钟楼为大本钟,街道尽头为英国高等法院 曲玉萍 图

博士毕业后,约翰·斯诺离开医院,在苏荷的弗里斯街54号开了自己的诊所。没过几年,也就是在1848年到1849年左右,伦敦爆发了一次小规模的霍乱。

从希波克拉底和伽林时代有限的医学记录来看,霍乱早就是一种古老的流行病,作为与鼠疫、天花比肩的世上三大恶疾之一,它迄今为止共有过七次全球大流行,沿着水手、贸易商或者旅行者的路线传播,每一次都伤亡惨重。第一次大流行始于1817年的印度,传到阿拉伯地区,然后到了非洲和地中海沿岸。第二次大流行是在1826年,它抵达阿富汗和俄罗斯,然后扩散到整个欧洲。第三次大流行,大约始于1846年,整个欧洲风声鹤唳。

尽管当时医学界一言九鼎的人物比如查德威克、南丁格尔、威廉·法尔以及普通的英国大众,都凭直觉认定每天呼吸的脏空气会让人染上霍乱,而籍籍无名的医生约翰·斯诺却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看出了不同端倪:

首先,那些长时间近距离治疗霍乱病人的医生,并没有得上霍乱;其次,所有霍乱病人出问题的部位都在小肠,而非肺部;再者,某家人家染上霍乱,他们的邻居却安然无恙,而与这家人家毫无接触、离开有一段距离的其他住户却染上了。

这些线索统统否定了被公认的“瘴气论”,也就是说,它彻底挑战了学术权威和权力机关。

由于当时细菌学说尚未出现,斯诺其实并不清楚致病的机理,但在统计霍乱死亡人数时,他发现因为水源分布不同而出现的死亡率分布不同——泰晤士河南岸的死亡率是市中心的三倍,远高于伦敦其他各区,而该地区的饮用水大部分来源于伦敦南部供水公司(它的取水点位于市中心下水道排水口河段)——会不会霍乱是因为饮用了被污染的水?

为了证明自己的推测,在伦敦霍乱再次大爆发的1854年,他置生死于度外,在病情严重的苏荷地区挨家挨户访谈调研;他将每一个街区的每一个水泵,以及四周的压水井都标注到地图上,结果发现霍乱高发于宽街压水井的四周。

与此同时,同样位于宽街的雄狮酿酒厂(Lion Brewery),却没有一名工人被传染。问下来,工人说他们每天可以免费喝厂里的啤酒,所以几乎不去宽街压水井那里取水——这令斯诺更加确信自己的结论:不洁水源才是霍乱的罪魁祸首。

斯诺当年绘制的霍乱追踪地图,红圈处为宽街水井所在处,黑色粗线为死者住处 资料 图

在给《医学时报和公报》的报告中,他写到:

“我通过分析点示图发现,几乎所有的死亡案例都发生在宽街的压水井附近。只有十名死亡病例的住址靠近另一个街口水井。而其中五例的家属告诉我,他们其实一直用的是宽街的水井,原因是那里更方便些。还有3户死亡家属确认,病亡的孩子就在宽街附近的学校上学。

查询结果表明,除了饮用宽街井水的居民外,伦敦其他地方,霍乱并没有明显爆发。鉴于宽街压水井附近发生的六十一例死亡病例,我认为死亡原因是其生前饮用过宽街水井里的水,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

根据所发现的结果,我拜访了圣詹姆斯区委会,并呈上情况说明。他们决定次日移除宽街压水井的手柄。”

维多利亚风格的“约翰·斯诺老酒馆”

如今的苏荷地区,已是伦敦市中心最时髦的地段,一线大牌和精品店铺林立,宽街上的素食餐馆排满等座的人,一箭之遥的地方,是维多利亚风格的“约翰·斯诺老酒馆”。

还没到繁忙时段,店里只有一桌客,墙上挂满了老照片和颇有年头的老插画。酒保见惯了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人,态度极随和。

说来有意思,斯诺是个滴酒不沾、恪守清规戒律的人,后世却用酒馆纪念他,以他为名,还细心保存着各种与他相关的史料。

斯诺开创性地把宽街附近居民取水线路绘制在地图上,在当时只是为了佐证自己的推测,现已成为流行病学的经典,对后世的影响甚是深远,不仅仅运用在医学方面,更衍生出了地理信息系统学(GIS)。他是个不知手机是何物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一百多年后的人们每天都在手机里使用这项技术,我也用它来进行定位、叫车,一路追踪他的足迹。

斯诺和他当时的支持者通过排查发现,污染井水的祸首,是通过土壤渗过来的洗过病人衣物的脏水以及病人的粪水,疾病沿水源传播的路径直观而详实,迫使伦敦次年便着手建造世界上第一套现代城市下水道系统,污水被全部封闭式排往泰晤士河出海口,与饮用水源彻底隔离。斯诺活在不知自来水为何物的年代,如今伦敦的自来水百分之一百可以直饮,是世上最安全干净的水源。

尽管斯诺滴酒不沾,人们却以他命名酒馆,每年夏季都会聚会于此纪念他 曲玉萍 图

斯诺死于1858年,霍乱被“擒获”并被“制服”的四年后。当时执政机构将宽街压水井的手柄重新装回后,为了掩饰自己管理上的漏洞,故意宣传诋毁斯诺的霍乱传播理论,引起有识之士和已被启蒙的部分公众的强烈不满。

从那时起直到今天,每年夏季,人们都会聚集在宽街,守候在“约翰·斯诺”酒馆的门口,观看约翰·斯诺协会的成员举行将老压水井的手柄重新装上再移走的仪式,纪念捍卫公共卫生进程中不断受到的挑战,以及锲而不舍的科学精神。

霍乱至今仍是威胁世界的不安全因素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每年大约有130万至400万例霍乱,导致 2.1~14.3万人死亡。而英国远在一百多年前就已将其传播途径阻断,并早在抗生素出现前就有力地制服了它,这必须归功于约翰·斯诺,以及许许多多像他一样敢于寻找真理,并执着于改变的人。

如今的汉诺威广场,在伦敦梅菲尔地区最黄金的位置,贵气逼人,安静祥和,聚集了诸如Vogue集团、LVMH大楼这些引领世界时尚潮流的住户。当年,尚未成名的约翰·斯诺曾在这里与同道发起成立了伦敦流行病学会,以“第一时间直面疾病”为信条,展开关于疾病的各种研究和辩论。他不会想到,自己将如何改变世界,并影响未来的潮流。

这个学会后来被并入英国皇家医学会,它的座右铭是:生命的意义不仅在于活着,更在于好好地活着。(Life is not being alive but being well。)

宽街压水井

Broad Street Pump

地址:Broadwich Street and Lexington Street, Soho

约翰·斯诺酒吧

John Snow Pub

地址: 39 Broadwick Street, London

伊丽莎白二世中心

QEII Center

地址:Broad Sanctuary, Westminster

英格兰皇家外科学会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England

地址:41 Lincoln’s Inn Fields, Holborn

汉诺威广场

Hanover Square

地址:Mayfair, London W1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