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欧洲疫情重灾区，更是意大利艺术瑰宝：你不知道的伦巴第

目前，意大利已是世界上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关于意大利疫情的视频在网上热传，人们看到医护人员的抗争与无力、殡葬员的哀叹、排成长队的送葬军车……

3月23日，意大利每日新增病例5560例，较前日增长10.4%，达新增数最高值。截至北京时间3月23日21:00，意大利累计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总人数为59138例，与2月17日湖北累计确诊人数（59989例）相差无几。只不过彼时湖北的疫情已经渡过拐点，而目前意大利的疫情却尚未看到消减的趋势。

意大利卫生理事会表示，随着新措施颁布，政府已穷尽“全部可能手段”限制私人和工作接触。在意大利疫情最严重的伦巴第大区禁止公共场所2人以上的聚集，违令罚款标准已提高至5000欧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意大利的疫情危机让大家把目光集中在伦巴第大区。根据欧盟提供的数据，目前意大利伦巴第病死率较SARS高27%，甚至有人用“意大利疫情中的武汉”来形容伦巴第以说明其疫情的严重性。

但在令人沮丧的数字之外，当地人用冷静的日常“固执”地勾勒出伦巴第的模样。通过不同镜头，时尚之都米兰所在的大区显现出与众不同的地方：超市货架物资充足、居民井然有序地依照间距排队，米兰街头穿着体面的老人优雅依旧不戴口罩，民众在此时还指责教堂和艺术机构为何“关门谢客”、部分民众“挖空心思”出门遛狗……

对于意大利，许多人的印象大多集中在米兰、罗马等繁华都市，却很少通过整个大区去了解意大利。众人关注的伦巴第大区究竟什么样？意大利中央政府和大区之间在抗议期间有怎样微妙的关系？这篇文章可以帮助大家认知一二。

作者：潘源文（意大利语教师）

01. 数读疫情中的意大利

意大利的疫情情况显然远没有好转，人们越来越焦虑地关注着亚平宁半岛上这只靴子。

截至北京时间3月23日21:00，意大利累计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总人数为59138例，与2月17日湖北累计确诊人数（59989例）相差无几。只不过彼时湖北的疫情已经渡过拐点，而意大利的疫情却丝毫没有消减的趋势。

伦巴第大区是意大利疫情最严重的大区。

截至3月22日，伦巴第地区新增确诊1691例，累计确诊达到27206例，累计死亡3456例，病死率上升至12.70%。10天前，伦巴第病死率为9.06%。

意大利及伦巴第大区与湖北和武汉疫情对比

而疫情最为严重的伦巴第大区贝尔加莫的市长表示，死亡人数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差距，许多人在家里、医院因不明原因死亡，并未进行病毒测试。

而伦巴第大区的米兰市市长22日宣布，米兰市将征用一家位于中央火车站附近的酒店，用于集中隔离轻症患者。这家酒店共有300个客房，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已被关闭。

从目前的疫情情况看，旅游业最发达的城市确诊人数也是最多的。从2014年至2019年，意大利旅游业企业从4.4万家增至 5.4万家，伦巴第大区从3000家涨到了4000多家，旅游企业总数占全国10%，4万余名从业者占全国的1/8。米兰共有1401家旅游企业，5年中接近翻倍，有2.2万名从业人员，一年的营业额达到24亿欧元，其次是拥有870家企业的布雷西亚，8000余名从业者。

02. 伦巴第之于意大利

2月24日，意大利政府下令北部11个市镇封城隔离，但是米兰主教堂仅是禁止游客参观，同时给做弥撒的信众留出一道与上帝对话的窄门。新闻镜头中，时尚之都米兰街头，人们仍然从容淡定，找不出多少人戴口罩出行。

3天后，意大利的宵禁令迫于行业、居民等多方压力而取消。米兰市长萨拉更是与中央唱起反调，发起了“米兰不停歇”（Milano non si ferma）的活动，拉齐奥大区主席津加雷蒂等人赴邀和年轻人在米兰街头喝酒、吃披萨，以彰显米兰非常“安全”。

意大利拉齐奥大区主席、民主党领袖尼古拉·津加雷蒂

3天后，津加雷蒂确认“中招”。更为尴尬且残酷的是，和此前停不下来的商业活动一样，疫情从整个伦巴第到亚平宁半岛的扩张脚步都停不下来了，但封城的决定公布后仍遭到不少人的怀疑和漠视。众议员维托里奥·斯加尔比曾愤怒抨击政府关闭文化场所，是对文明的犯罪。

这已不是该位艺术评论家首次怒发冲冠了，去年他猛烈攻击的对象是伦巴第大区的博物馆主管部门和米兰的圣母感恩教堂——从米兰大教堂向西走十几分钟，即《最后的晚餐》所在地，居然需要提前几个月预约方能参观。2019年5月2日是达·芬奇逝世500周年，他存世的14幅画作中，卢浮宫独占5幅，要凭吊自己的同胞，还要去法国。每念及此，意大利人难得的民族情绪一点即着。

而这么重要的日子，教堂却闭门谢客，理由是人手不足，这无疑点燃了“意大利最傲慢的人”的怒火。

对于意大利人来说，文化场所关不得，恐怕不只是傲慢的文艺腔，还是一笔苦涩的经济账。

北部的伦巴第和威内托两个大区贡献了全国GDP的三分之一。2018年意大利国民生产总值为17650亿欧元，伦巴第大区3900亿，威内托1630亿。

正如上文所言，伦巴第大区旅游企业总数占全国10%，仅米兰的旅游企业一年营业额就达到24亿欧元。

人们将Milano译为“米兰”，平添了几分阴柔妩媚的秀气。这座城市贡献了意大利GDP的10%，有32%的“意大利制造”跨国企业在此投资，1500余家初创公司诞生于此。不过，时尚之于米兰仅是最近50年的事情。

上世纪30年代，佛罗伦萨的菲拉格慕(Salvatore Ferragamo)是在国际上唯一有知名度的意大利时尚品牌。1930年1月王储大婚，4月墨索里尼嫁女儿，先后向民众展示了王室的奢华和资产阶级的精致品味，以及属于整个民族的时尚。1933年，《妇女》（La Donna）杂志向意大利人提问：“我们意大利凡所应有，无所不有，灵感充沛，为什么非要盯着阿尔卑斯山以北（指法国）？”这一年4月12日，第一届国家时尚展在都灵开幕，墨索里尼发去贺电，埃莱娜王后降尊纡贵，亲自主持开幕式。

二战结束后直至60年代，经济市场强劲复苏，米兰、罗马、威尼斯等城市也开始有了自己的时装秀。佛罗伦萨稳坐50年代时尚之都的交椅，罗马凭着台伯河畔的电影城受到美国资本的追捧。意大利时尚三分天下的格局似成定局：高级时装在首都，高级制衣作坊在佛罗伦萨，都灵和米兰则占据了成衣制作的市场份额。直到1956年，80%的市场份额仍然是裁缝定制，即使是普通工人也会光顾高级裁缝店，将一年的薪水穿在身上，这件衣服将在很长一段时间维系一家之主的体面。

50年代的经济奇迹和60年代的学生运动改变了时尚的产业格局。米兰从来不是文化沙漠，而文化的繁荣也从来离不开经济的兴盛。Rusconi、Mondadori、Rizzoli等出版业巨头相继在米兰诞生，制造业和知识产业在这座“平原中央的城市”结合，米兰完成了对罗马、佛罗伦萨、都灵的弯道超车，新的时尚之都诞生了。

对于一日游的中国游客来说，主教堂几乎是对米兰的全部印象。一个住在罗马假日小区的中国游客，送孩子去剑桥双语幼儿园上学，还要去家附近的巴黎左岸咖啡喝一杯，站在米兰大教堂广场雄视四方，摆摆手谢绝涌上来兜售喂鸽子食物的移民兄弟，会相信自己已将米兰的精髓一览无余。

在过去意国的南方人看来，自己与这座陌生的北方城市的距离，比北京到米兰还要遥远。亚平宁半岛狭长的地理、南北发展失衡的经济、共同历史记忆的缺失，丰富了意大利语中地域歧视的语言。

北方人称南方人为“terrone”，意为“离不开土地的人、乡巴佬”，南方人则反唇相讥北方人是只知道吃玉米面糊的人(polentone)。即便两种称呼在今天算是已经脱敏，南方人有时会略带自豪地自称为“terrone”，自嘲式地接受弱化了原本的攻击性。也许是出于某种政治正确的原因，“terrone”一词直到1950年才被正式收录在字典中，释义还不忘对“南方”进行补充定义：“意大利北方人对南方居民的称呼（所谓南方，大约在罗马以南）”。

1956年，意大利电影史上最著名的喜剧演员托托在《托托、佩皮诺和狐狸精》中扮演了来到米兰的那不勒斯人。在50年代经济奇迹中提前起飞的米兰，在南方的“terrone”眼里是异国他乡般的存在，广场上派头十足的交警简直是南方人记忆中的奥匈帝国的将军，以至于托托撇着想象中的德语问路，在交警好奇他为什么不说意大利语时反而倍感意外。2010年票房大卖的《欢迎来南方》则切换了视角，写尽了北方人对南方的傲慢与偏见。60年过去，南北经济差距并未弥合，无疑增添了两部电影笑料中的苦涩。

03. 中央和大区的“战疫”分歧

同时，中央和大区的紧张关系再次成为疫情扩散中的一个焦点。

前总理伦齐认为，2001年的修宪是失败的，大区被赋予了过多的自治权，眼下中央应当统筹全局进行危机管理，“对旅游业来说，情况比9·11还糟糕，从经济的角度说，全国都是红区”。伦齐道出了在其位者的苦衷，中央政府试图全国一盘棋，却在疫情初期遭到了北方几个大区主席的抵制。

孔特总理在2月24日的采访中指出，意大利医疗卫生体系权责在大区，该体系在全国性紧急状态中难以为继，应从中央层面进行协调，必要的话中央将出台措施削减大区的权力，祭出“非常手段”。话音刚落不到半小时，伦巴第大区主席丰塔纳就表示伦巴第完全能够应对局面，总理这番话是“不能接受的，某些方面看来是冒犯的”。

意大利语中，大区(Regione)一词来自拉丁语regere，意为“统治、管理”。意大利共和国的一级行政区是大区，20个大区中有5个实施特殊法令，自治程度最高，面积最小的瓦莱达奥斯塔大区没有下辖省份，其余每个大区下辖2-12个省不等。

公元前7年前后，奥古斯都将意大利分为11个大区，以罗马数字命名，在中南部的划分依据主要是种族与文化因素，在北部则主要考虑波河与山脉走势。奥古斯都的划分与今天有较大出入，如波河北部只有两个大区，第9大区从瓦莱达奥斯塔一直到阿达河，第10大区则从阿达河直抵亚得里亚海，今天的伦巴第大区地跨这两个大区。奥古斯都的十一区并不具有行政意义，而是为了方便人口统计与税收，因此每个大区并无总督管辖。罗马帝国在5世纪覆灭后，半岛再也没有出现大一统的政权，政治版图几经更迭，regione成为政治古董和地理概念，有待19世纪意大利统一运动再次被唤醒。

奥古斯都划分的11个大区

1815年，复辟时代的意大利半岛仍然四分五裂，从北向南为撒丁王国、奥匈帝国统治的伦巴第-威内托王国、帕尔马-皮亚琴察公国、托斯卡纳大公国、教皇国以及两西西里王国。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意大利存在的时间远比民族国家悠久。奥匈帝国首相梅特涅就不屑地表示，哪有什么意大利？意大利只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在构建民族国家的道路上，意大利是“迟到的民族”。

1861年意大利王国成立，十年后定都罗马，结束了教宗的世俗统治。由于政治上长期四分五裂，国民的国家认同感较弱，在国家统一的进程中，地方自治传统的离心力始终存在。1860至1861年，即将统一意大利的撒丁王国有两任内政部长路易吉·卡洛·法里尼(Luigi Carlo Farini)和马尔科·明格蒂(Marco Minghetti)都试图将大区引入王国的行政体系，主张中央仍应维系地方自治传统。这一地方主义的政治诉求最后被大一统的潮流压制。1861年到1948年期间，意大利地方政府分为省、市两级，大区只有历史、文化上的意义。但地方主义的呼声从未真正消失，法西斯的高度集权带来的灾难，为自治的主张在战后回流制造了机会。

1946年6月2日，意大利经过全民公投决定了共和国政体，1948年宪法第5条中“承认并促进地方自治”，正式确立了大区这一建制。1963年，原阿布鲁齐-莫利塞大区分成了阿布鲁佐和莫利塞两个大区。2009年，马尔凯大区的7个城市并到了罗马涅大区，此后大区行政版图没有再发生变化。1948年至今历经几次修宪，大区权力不断加强。1999年，大区主席不再由区议会选举产生，而由各区选民直选产生。2001年第3号宪法性法律赋予大区更大的立法权和行政权。

为遏制大区权力过于集中的离心力，宪法规定中央政府在公共安全出现严重危险时，特别是为保卫与公民权和社会权相关的社会福利的基本标准时可以代替区、特大城市、省及市当局行使职权。这场疫情无疑将原本就并不和睦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推到了风口浪尖，对并不稳定的执政联盟和效率不高的行政体系提出了严峻考验。

04. 让意大利民众在家呆着怎么那么难

让意大利民众都在家呆着怎么就那么难？这是许多国人的普遍疑惑。

意大利宣布封国已经两周，但民众的配合程度与一个多月前的武汉差距天壤之别。在疫情初期，认为没必要因为“大号流感”放弃社交生活的想法，几乎成了许多普通民众的某种政治正确。法国作家让·谷克多曾有妙语，“法国人就是心情低落的意大利人，意大利人就是情绪高涨的法国人”。地中海舒服的气候的确让人心情没法不好，而身体内流淌着的“拉丁血”更让意大利人天性喜闹不喜静。十几个北欧人下馆子，如果是长条桌，准会先排排坐，这排实在坐满了，才会不情愿地坐到对面那排，别扭地与朋友对视，仿佛被人看破了所有隐私，一万个不自在，而意大利人一准是两两相对入座。对于许多普通民众来说，在家待着确实无异于社交自杀。

然而“隔离”对意大利来说本不应陌生，甚至并不是舶来品。14世纪黑死病肆虐欧洲，威尼斯当局要求到港船舶的船员必须隔离40天，“隔离”一词正来自威内托方言的quarantina（意思是“40”）。佛罗伦萨的青年男女在疫病期间跑到郊外自我隔离，为打发时间轮流讲故事，遂有了薄伽丘的《十日谈》。

今天，隔离在家的意大利人效法先人，总归还是不甘心完全封闭，纷纷在阳台上开演唱会、奏国歌，互相加油打气，成了沉重新闻中的一点轻松和感动。

世界上最著名的几个阳台大概都在意大利。小城阿西西位于中部大区翁布里亚，720年前，在此处的圣方济各大教堂中，乔托创作了意大利主保圣人圣方济各的生平壁画，画中已经可以看见当时民宅上的阳台。

威内托大区的第二大城市维罗纳至今还保留着传说中的朱丽叶故居，当年罗密欧深情凝望的阳台依旧在。

1860年9月7日，加里波第在那不勒斯的多利亚宫(Palazzo Doria D’Angri)的阳台向兴奋的民众宣布两西西里王国并入意大利，这里此后被称为“加里波第阳台”。

当然还有罗马威尼斯宫的阳台曾是墨索里尼展示演讲才能的地方，1940年6月10日，他就在这里向民众宣布意大利进入二战。2014年，米兰建成了两栋绿色公寓，每户居民都拥有绿色的森林阳台，形成了“垂直森林”，居家环境与城市空间通过阳台融为一体。

意大利人平均每天要在阳台待上5分钟，最近显然不止。这里是家庭主妇摆弄花草的乐园，是男主人被被赶出来抽烟的清净所在，你的家庭隐私就在你的身后，但你并不担心外人窥视。

那不勒斯的狭小街巷中，大妈们在阳台隔着一条街聊天，你看着她们脚下薄薄的一块板，几乎要为她、更为下面的行人担心。这“审容膝之易安”的小空间构成了私生活与公共空间的模糊边界，成为主动向他人展示私生活的平台，一个临时的“阳台共同体”就这么形成了。

1945年，著名剧作家爱德华多·德·菲利波(Eduardo De Filippo)在自编自导自演的喜剧《这些幽灵！》(Questi Fantasmi！)中将意大利人的阳台文化发挥到极致，剧中的帕斯卡莱在阳台上煮着咖啡与邻居聊天，“就拿我来说吧，我什么都可以放弃，唯独这杯咖啡离不了，而且就得在这儿，在阳台喝”。类似的对话发生在客厅，恐怕就差点儿意思了。登堂入室的拜访，需要主人正式隆重的邀请，而阳台的邻里互动则更随意些。

2011年6月2日，意大利国庆，国家统一150周年。当时有记者在罗马的威尼斯广场采访参观阅兵式的意大利民众，并问他们谁会唱国歌。出人意料的是，在接受采访的几十人中（包括身穿制服的宪兵）没有人能够完整正确地把国歌唱完。今天，从巴勒莫到米兰的阳台上又响起了《马梅利之歌》(Inno di Mameli)的旋律，不知道有多少人是特地找来谱子学完了整首歌，但可以肯定的是，疫情结束后，很多人不会再忘记这激昂的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