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疫情最严重的地区,确诊之后的我只能尽力学习“自我免疫”

在纽约疫情最严重的地区,确诊之后的我只能尽力学习“自我免疫”

从没想过,纽约州的死亡人数会破万。据说该数据是在官方确诊死亡人数6589例的基础上,加入了新增死亡人数3778例——在不完全统计情况下,得到的可能因感染死在家中却没有确诊的患者数。

而我,也为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数添上了一例……

策划:许玥

自述:Serena

编辑:向可卿

4月14日,纽约州的死亡人数破万了。

时间倒退两个月,二月的纽约循着固有的轨迹匆忙地运转,时代广场仍是世界关注的十字街头、米其林餐厅永远一位难求……眼前一切光景都是Serena熟悉的日常。不过此时的Serena,心里还随时记挂着中国的疫情发展。从小在上海长大,Serena跟许多海外华人一样,从国内疫情爆发起便在大洋彼岸,尽自己所能为祖国的战疫出一份力。

这是Serena在纽约生活的第六个年头,作为一名自媒体人,她既是专栏作者、影评人,也是知名的旅游博主。时常接触、报道各种新鲜事物的Serena并没有想到,自己也会站在暴风眼中心,以感染者的身份零距离体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

以下,是Serena在纽约亲身经历的疫情日记。

在纽约疫情最严重的地区,确诊之后的我只能尽力学习“自我免疫”

当加州、华盛顿开始陆续出现新冠确诊病例的时候,纽约竟然没有丝毫动静,我还跟朋友讨论过:“你信吗?纽约人口这么多、航班如此密集、还有四个华人社区,竟然一例确诊都没有?这也太反常了吧?”

虽然有过疑问,从事自媒体行业的我依旧为工作忙碌着。春天是纽约每年最重要的艺术季,ADDA 艺术展、独立艺术博览会、纸艺术博览会……我和摄影师坐着地铁在各个展馆中穿梭。此外,我还有一周两次的曼哈顿餐厅探店节目,近期见了从北京回来的朋友,与从洛杉矶出差的闺蜜聚餐。一直关注着国内疫情发展,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护措施再熟悉不过,但是走在大苹果纷繁的街道上,出门真不敢戴口罩。因为当时网上便流传着海外华人出门戴口罩被殴打的视频,“选择生病还是被打?这有点难。”我甚至考虑过是否要像穆斯林的女士一样戴上头巾,好歹心里多些安全感。

走在纽约街头,Serena不太敢戴口罩

3月1日,纽约州爆出了第一例确诊病例,埋在心里的不安逐渐清晰。几经衡量,最终取消了艺术季里重头的军械库艺术博览报道计划,因为我觉得疫情已经在纽约扩散了,看似平静的海面下巨浪暗涌。

即便自己很有“先见之明”,在纽约宣布软封城前一周乖乖囤粮宅家,没想到还是中招了。很多朋友私信问我是怎么感染上的,我想了很久也没头绪,实在有太多的可能性。只能想到那位“摸话筒”的NBA球星戈贝尔3月3日去了纽约一家韩式米其林餐厅吃饭,3月6日我也去了同一家餐厅,没过几天他就被确诊了,餐厅关门,所有服务员隔离。不过,我至今也不明确能不能把病毒来源“赖”到他身上。

在纽约疫情最严重的地区,确诊之后的我只能尽力学习“自我免疫”

纽约封城的第二天我发起了高烧,吃了两天退烧药也压不下去。

其实在3月初我开始有了咳嗽的症状,在超市买了咳嗽药水喝,虽然并不怎么管用,但想到自己在春天换季时经常犯点过敏性咳嗽,希望这次的病症还是熟悉的“老朋友”。期间,我曾跟朋友开玩笑说我不会中招了吧?没想到一语成谶。

但凡有过病毒性发烧的经历,大概谁也不会轻易忘记病发期间的感受。四肢已发烫到感觉不是自己的了,只能按照网络搜索到的办法用酒精擦拭降温,用酒精棉花不断擦拭,硬生生挨到第二早上去看家庭医生。

Serena收到纽约召集医护人员和设备的紧急警报

当时纽约已经出现了确诊患者,诊所真是“严阵以待”。距离窗口还有半米位置时,护士就忙喊住我不要动,原本镂空的窗户用保鲜膜一层层地围起来,防止唾液飞溅传播。

站在临时搭建的“隔离舱”里,医生询问了我的症状,测了血氧饱和和心跳等项目,数据不算严重,医生就开了消炎药和泰诺,嘱咐我回家连吃5天。但身体实在难受且咳得很厉害,我争取着问“能不能用听诊器帮我听一下肺部情况?”医生只能回答听了也没用,安慰我说:“你的症状不一定是新冠,也不要去随意去医院检测,反而容易交叉感染,先在家隔离,营养要跟上,如果高烧长时间不退就去医院。”

诊所窗口被保鲜膜层层包住

此刻的我忍不住难过,觉得医生不顾及病人的感受,看诊时也不尽心,如果在国内兴许早就拍片治疗了。但确实能理解医务人员们的考量,只能无奈地遵医嘱回家。

熬过两天高烧,悬着的心还没放下,又明显感到味觉和嗅觉开始减退。当我再次向家庭医生提出要做新冠检测时,再次被拒绝。对方表示即使是轻症也不给检测,测出来了没有特效药,不如在家好好养着身体提高免疫力。

努力求援后却没有任何意义,深感无力的我只觉得似乎一切都得靠自己扛,而是否扛得过去只能听凭自己虚幻无形的免疫力。

4月14日,仅纽约州便确诊了195749例新冠患者,死亡人数破万。据说该数据是在官方确诊死亡人数6589例的基础上,加入了新增死亡人数3778例——是在不完全统计情况下,得到的可能因感染死在家中却没有确诊的患者数。

紧接着,新闻报道里,纽约执法人员在时代广场边的希尔顿花园发现三名男子疑似死于Covid-19,年龄分别是42岁、64岁、70岁。万万没想到,在武汉封城的第60天后,纽约成了疫区,其中我居住的皇后区Corona又是病情最严重的地区,生活总是比电影更戏剧。

在纽约疫情最严重的地区,确诊之后的我只能尽力学习“自我免疫”

以为当下处境已经足够糟糕了,现实又给你出了下一道难题。就在自己尚未康复的时候,我的丈夫也突然发起烧来,而且比我情况更严重。

他持续高烧近10天,吃了泰诺、消炎药都没有效果,温度始终在38-39摄氏度徘徊。无论是家庭医生(Primary care physician)、急诊中心(Urgent Care Center),还是通过美国顶级学术医疗中心(NYU Langone)联系的在线医生,都回复表示新冠肺炎感染有一定周期,发烧两周也很正常,让我们再扛一扛。无话可说的我明白,整个纽约的医疗资源都很紧张,但轻症患者就必须拖延至重症才有资格就医吗?

不自觉到了母亲的生日,在瞒着家人的情况下抵抗疫情,我在微信上给母亲发出一封微信红包,表现一切如常后,只能回头让丈夫按照NYU医生的建议,吃了加倍剂量的泰诺。下半夜,丈夫的体温回落到37.6摄氏度,我暗暗欣喜终于快熬出头了,没想到隔天早上体温计突然飙升至近40,丈夫整个人都快烧起来了。

究竟是继续吃加倍剂量的泰诺,再扛两三天撑满两周,还是在救治方式未知的情况下拨打911?稍作沉默,丈夫肯定地说说:“打电话!”当时他连换一身衣服的力气都没了。

好在救护车来得很快,顺利到了急诊室门前。丈夫被安置在轮椅上后,医生和护工转头告诉我:“你不能呆在这里,也不能进急诊室,从右边的门出去。”

Serena将丈夫送进急诊室

在国内外都不曾住过院,没有人告知我流程是什么,就这样让我直接回家是不是有点草率?连一个联系都不给,我怎么得知丈夫的救治情况呢?医生再三催促,我只能把手机塞进丈夫怀中:“有事情,给我打电话。”

走出急诊门口有一瞬间茫然,我是坐着救护车来的医院,具体在哪里都不知道,只能默默打开手机里的地图认清方向。原来疫情期间还有一种无奈的情况,当眼泪落下,却不敢用手去擦。

丈夫入院后一直到隔天下午5点,收到了对方的信息:“已经拍了X光,有肺炎症状。心跳太快加上血氧不高,做了静脉注射,现在吸着氧感觉好多了,刚转入双人病房,勿念。”回复说想去探病,意料之中地被拒绝了,新冠肺炎疫情传染极快,医院禁止探视,此后再无消息。

丈夫住院的第五天,鼻导管吸氧的氧流量从6L/min降到2L/min

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断告诉自己事情没那么糟,直到凌晨一点有了睡意,一小时后又被医院的电话惊醒:丈夫确诊阳性。明白不能继续瞒着家人,再三犹豫后,把情况告诉了四位身在纽约的老人。电话另一端,老人比想象中冷静,反而安慰我“独自在家隔离,要养好身体,一切都会好的”。心中扛了半个多月的压力总算找到出口,一直忍着没掉的眼泪得以释放。

在纽约疫情最严重的地区,确诊之后的我只能尽力学习“自我免疫”

再次去到医院,是给丈夫送手机充电线,急诊太匆忙,什么也顾不上。病房自然是进不去的,只能交给护士。既然已经到了医院,决定给自己做一次新冠检测。候诊区里人数达到上限,不过并非网上流传大排长队的情形。人们都戴着口罩,自觉地空开一个位置,其中多数是老年人。

大约过了15分钟,左边一直闭着眼睛抬头仰坐着的外国老爷爷突然开始剧烈地咳起来,像是下一秒就会咳出肺来,最后诊室里的医生都听不下去,跑来确认情况。没过多久,右侧的阿姨慢慢踱进了洗手间,然后传来一阵干呕声,听得我头皮一阵发麻。

我默默地调整呼吸,考虑是否直接回家,其他候诊人看起来却异常冷静,大概每个人都自顾不暇,哪还有精力关心别人呢?

一小时后轮到我检查,无奈的是自己虽然咳得厉害,却没有发烧,心跳和血氧饱和度也都正常。我提出想做新冠检测,医生拒绝了,说我各项指标正常,不符合做检测的条件。我只能表明丈夫已经确诊住进这家医院,自己与他同吃同住,难道不需要测试一下吗?医生想了想说:“如果你坚持,我帮你安排做检测,但你也不要太紧张,其实纽约大多数人应该都感染了,我估计人数是现在公布数字的10倍以上。”

护士拿来测试盒,抽出了一根很长的棉签对我说:“接下来我会把棉签插入你的鼻孔,会比较深,如果觉得不舒服,要忍一下。”我点头,看着她右手捏着棉签慢慢地插了进来。即便做足了心理准备,在我以为快要停的时候又往里探了一点,脑袋下意识往后躲,护士眼疾手快,立马伸出左手扶住了我的后脑勺。两边鼻孔都检测完毕,护士告诉我,结果出来后CDC会电话通知。

走出医院,经过一棵繁盛的樱花树,原来纽约的春天已经来了。此时正好收到丈夫发来的简讯,问还在不在医院,想要看我一眼。我瞬间激动起来:“怎么看啊?我现在回来!”他回复着:“不用了,我就是想站到窗口看你一眼,但你也看不到我……”

我盯着眼前的樱花发愣,询问可以视频吗?那头表示不方便,“插着氧气管不太能说话”。赶紧回复过去:“你不用说话,我看到一棵好美的樱花树,带你云看樱花好吗?”

Serena带着丈夫云赏樱

拨通视频通话,镜头里的丈夫看起来有点虚弱,我忍住情绪将摄像头反转,把樱花树仔细地拍下来,一点一寸,只希望对方可以跟自己一起感受眼前温柔的春天。

讽刺的是,隔天晚上便接到一通电话,电话里的女人温柔地告诉我:“很抱歉,你的新冠检测结果是阳性。(You tested positive for COVID-19,I’m so sorry about it.)”然后判断我是轻症患者,让我吃点泰诺在家隔离,有时间登陆CDC网站收看注意事项。

尚未确诊时,家庭医生说我不够格做CT扫描;实在咳到不行去医院,医生让我在走廊来回走两次,测了血氧和心跳表示没必要做CT扫描,“如果病情严重到从床走到厕所都会喘的时候再来医院”。

当国内的朋友得知我检测结果阳性后,帮忙联系上刚从武汉一线抗疫归家的呼吸科医生,在电话里耐心地分析病情后,并提出如果能拍张CT,可以更好地了解肺部病变情况,对阵下药。再次和家庭医生联系,告诉她自己已经确诊,想做CT扫描,对方却回复别想了,轻症患者都没法做。

再问如果不能做CT扫描,那么X-Ray呢?医生再次回复:“你现在是新冠病毒携带者,机器给你检测后不就要把病毒传给别人吗?”想尽办法要一张CT图云看病也不行,实在太难了。

后来有人说可以去曼岛找急诊中心或是医院试试,皇后区医院少、病人多,曼岛相对资源宽松些;也有人说是家庭医生不负责任,微博同城上一个博主表示自己很容易就照了CT,也许应该换个家庭医生;纽约很多华人都建了自救群,分享病情和医疗信息。

眼下,丈夫病情好转,虽然距出院标准还有些差值,但是为了把床位让给其他重症患者,已经回到家中。夫妻二人继续吃着泰诺,按照“注意事项”摄入充足的营养,保持积极的心态,努力与病毒和平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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