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边界的不断拓展，完全打破了以往以景区为核心的旅游空间布局，旅游消费体验已变得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近日，一则“男子4分钟3次遇村民拦车要红包”的视频登上了热搜，引起大众的广泛关注。实际上，类似的情况并非特例。1月，有游客在社交媒体反映自驾在《去有风的地方》取景地沙溪古镇游玩时，遭村民强行拦路要钱；1月下旬，一网民在网络平台反映“三亚南山景区附近村民路上拦车收费每车10元”。有游客向凤凰网旅游反映，在绍兴八仙桥拍摄照片时被不小心入镜的原住民索要费用，在泉州浔埔村问路后被要求必须买簪花……
这类事件通常发生在旅行途中，网友们自然而然将责任归咎于文旅监管部门，更有甚者将这类事件和最近在网络“出圈”的文旅局长们联系在一起。
公众把愤怒和情绪发泄在“网红局长”身上，更多地是表达对理想旅游的“诉求”，可以理解。但此类现象的发生，并非文旅监管部门一家的职权范围可以处理，别让拦路要红包的“拦路虎”，抹杀文旅从业者的苦心经营。
作者|李楚薇 策划|许玥
01
城市形象的塑造
不仅是文旅监管部门的责任
这些看似简单的“套路”时有发生，根本的原因是认知的错位。
西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硕士导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旅游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孙小荣认为，很多经济社会发展较为滞后的地区，没有经历过工业化、城市化的洗礼，发展旅游具有天然优势，但当地老百姓从传统农业社会直接跳入服务型社会，从传统“熟人社会”直接迈向“陌生人社区”，面对“大门口的陌生人”他们既警惕又欣喜，个别人不仅不具备法律意识和共享、服务意识，还想趁机“捞一把”，于是就出现了这些刁难甚至敲诈“过客”的荒蛮的、违法违规的现象。
以此次事件的发生地甘孜松多乡政府为例，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做出回应，并表示已对涉事村民批评教育；无独有偶，云南剑川县沙溪镇人民政府和三亚市崖州区旅游市场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分别对拦车收费相关人员进行批评教育、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尽管各地政府对此类现象都进行了积极处理，但在互联网时代，此类事件一经发酵往往很难收尾，最受影响的往往是当地旅游形象，拦下的往往是“用脚投票”的游客，文旅监管部门往往被指监管不力，然而，一座城市形象的塑造与维护并非文旅监管部门“独一份”的责任。
“传统旅游目的地的监管和服务模式，是以核心景区、景点为重点的，这就留下了许多‘监管空白’，很多不合规、不合法的行为，往往发生在非景区景点的区域。”孙小荣告诉凤凰网旅游。
实际上，即便是这些事件发生在景区，很有可能不属于文旅监管部门的职权范围。“文旅部门要对旅行社的经营行为、导游和领队的服务行为进行监管，承担相应责任。同时，对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进行监管。如果不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则不属于法定职责，也没有法授权力，即不能管，管不好，管不了。”某业内人士指出，“很多我们以为归文旅部门监管的事项实际上并不在其管辖范围内，例如：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遗产这些旅游资源将统一由自然资源部门负责管理，特种设备和大型游乐设备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管理。”
在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凤凰网文旅智库专家曾博伟看来，在旅游场景当中，可能会发生很多问题，但这实际上不是旅游监管部门一家的问题，各个部门要通力合作，根据各自的职责去处理这些问题，而不是说这些问题是在旅游场景中发生的，就该由旅游部门来处理。他以云南的“一机游”举例，其投诉系统就设置成分办的机制，客诉涉及到哪个部门，它会进行分办处理，同时设有专人督办，这就解决了不少问题。
02
文旅业者的苦心经营
不应被个别“拦路虎”抹杀
此次事件发生后，有小部分网友将矛头指向网络出圈的文旅局长。对此，专家表示：“此类现象主要是因为社会纠纷所导致，并非旅游监管部门一家的职权范围可以处理，宣传推广本身就是文旅局长的本职工作之一，若把此类事件的发生和网红局长的出圈强行联系在一起，只会伤了旅游行业从业者的心。”
经历了3年的疫情，旅游行业百废待兴，各地文旅部门也都铆足了劲头，准备“大干一场”，而此前各地文旅局长亲自下场宣传的案例即是成果之一。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各个地方文旅局局长也许觉得通过一些拍摄短视频的方式，可以快速打开一个地方的知名度，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家有这个积极性，有这个动力。我们对各地方通过短视频，特别是文旅局局长亲自出镜拍短视频的这样一股热潮，要给予肯定。”
近日，四川、湖北、新疆等多地的文旅局局长们，纷纷扮相出镜，为家乡代言、助力当地旅游，“局长出圈”带货效果堪比头部主播。据去哪儿平台不完全统计，平台上2月20日至今四川甘孜、湖南湘西、河南安阳旅游相关产品预订量同比2019年同期增幅超30倍。其中四川甘孜旅游局长带货指数最高，下单增幅最高达近80倍。
诚然，走入大众视野的文旅局局长，已成为网友与旅游目的地沟通的最直接通道，网友们将对地方文旅发展的建议与批评诉诸其身上，无可厚非。孙小荣也认为，一旦一个地方发展旅游，在公众和消费者的视野和理解中，地方管理部门就得维护游客的合法权益；而文旅局长“出圈”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对于文旅的宣传营销，也暗含着一种对旅游消费者的承诺，即到这个地方旅游，一定是放心、安心、舒心的。一旦“网红”旅游目的地发生欺客宰客现象，公众会认为这是对“承诺”的背弃，而“网红局长”又是这个地方具象化的人设，公众自然会把愤怒和情绪发泄在“网红局长”身上，其实更多地是表达一种理想旅游的“诉求”。“网红局长”也的应该理解公众的这种情绪，应该背负这种指责，并将压力转化为改善旅游环境的动力。因此，“网红”并不是说都是收获“好的赞誉”，更要正视“坏的反馈”。
不过，正如曾博伟所说：“文旅局长们实在有点‘冤’。首先，在一个旅游目的地发生这样的问题涉及的是社会纠纷，所以和旅游监管部门实际上没有太多关联。再者，就算是旅游纠纷，该由哪个部门来解决还需要甄别，涉及物价有工商部门，涉及民事纠纷有公安部门……”
进入新发展阶段，文旅行业的变化已经发生。“现在的游客活动半径越来越大，很多过去的民居、社会场所都变成旅游场景，这样的变化在文旅行业呈下行期时，矛盾可能不突出，当文旅行业进入发展期，一些负面的现象日益凸显，对现行的体制和政策也形成一种挑战。”在曾博伟看来，很多人认为“旅游改革”是改变旅游及相关部门的职责，实际上并非如此，改革的目的是将游客快速增长的需求合起来，各个部门的力量调动起来，文旅局长亲自下场宣传推广其实也是工作创新之一，除此之外，很多地方已经设置了相应的机制，由主要领导牵头成立旅游领导小组，包括国务院旅游部际协调会议等机制，其实都是为了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
孙小荣亦提出建议，在泛空间旅游逐渐成为一种旅游空间形态时，就需要把一个超越于传统景区的泛空间，作为一个“大景区”来运营，全程介入，全域服务，全时监管，既然体验消费无处不在，那么旅游服务供给和监管也应该无处不在，这需要以“全域旅游”的视野，调动大旅游目的地的所有必需资源，构建起一个复杂的适应性旅游管理和服务生态系统，更好地服务于泛旅游时代的旅游体验。否则，“空白”越多，旅游管理的“漏洞”就越多，一旦出现不诚信、不文明、不安全的负面现象，都会对整座城市，乃至整个省、整个国家的旅游形象造成冲击。
他还提出，应当推动将“旅游教育”纳入中小学以及高校的相关课程，从小培养公民的文明旅游素养；同时，旅游目的地要对当地的老百姓和旅游从业人员，开展普法教育，使其热情欢迎和服务一个流动性社会“大门口的陌生人”。只有全体公民的文明素养达到一个普遍的高度，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旅游不文明行为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