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昆明可以不吃米线,但一定要去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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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昆明可以不吃米线,但一定要去这里

我曾去云南5次,却从未到过昆明。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西双版纳这样的热门目的地比起来,昆明低调得不像话,以至于连本地人也不得不承认,游客们来到昆明,大多数只是将这里当作通往云南省内其他城市的中转站。

有人说,“云南是文化的理想之地”。的确,在多元、包容的当代世界观中,充分体现了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云南,拥有这种可以称为“理想”的特质。

云南省内最能体现这种特质的城市,或许就是省会昆明。尽管外来的游客瞄准了网红景点和小众秘境,但云南本地年轻人离开家乡的终点站,大概率是昆明。

在云南世居的26个民族中,有颇具规模的彝族、哈尼族、白族、壮族、傣族聚落,也有少数独龙族、德昂族、基诺族的居民散落在城市中。少数民族人口在昆明常住人口中的占比不到20%,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相互影响、融会贯通,同时又保持着各自的传统,延续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民俗习惯和文化艺术。

想要深入一个城市,最应该去两个地方:菜市场和书店。前者喂饱人的肉体,后者滋养人的精神。菜市场可能是昆明最拿得出手的“城市名片”,在这里能看到按斤称的鲜花、小瓜和野菜,同时被摆在卖菜的摊位上;叫不上名的菌子,必须得吃微毒的才对得起远道而来的舌尖;在贩卖散养黑猪肉的摊位旁坐下,吃一份“人生米线”……作为菜市场界独一份的存在,昆明的“癫”恰到好处。

过于理想化的市井生活在一定程度上盖过了这座城市的其他特质,以至于很多人想起昆明,只觉得这里的文化面貌是模糊的。幸好还有大观书屋,这家专注于人类学和民族学的书店,被认为是一个了解云南的窗口。从1985年起,斑马母女二人像接力赛一样地支撑着这家书店,让它在昆明生存了近40年。

大观书屋原址内部。(图/受访者提供)

大观书屋原址内部。(图/受访者提供)

01

距“百年老店”还有61年

书店之于现代城市的处境,就像昆明之于云南。很多人知道这里的存在,却只有很少人亲身探访;少数人窥见关窍,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北京有万圣书园,南京有先锋书店,巴黎有莎士比亚书店,伦敦有伦敦书评书店……对于纸质书爱好者来说,一座城市的吸引力与存活在这里的书店息息相关。

39年前,在出版行业工作的斑马的母亲决定在昆明开一家书店,选址就在大观河畔的大观路,书店也因此取名“大观”。

斑马就在堆成山的书籍丛里长大。在她的记忆里,大观书屋最初开在临街的门面,租金便宜,空间大到她可以骑着自行车在店里穿行。书店最初的空间就像那个年代里的百货大楼,每隔几米就会出现一组方正的柱子,将空间划为方格,玻璃柜台在面前一字排开。

后来,书店的空间开始慢慢萎缩,从最远的柱子开始,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步步逼近,直到最后只剩34平方米。

斑马见证了大观书屋从火热到落寞的全过程。为了节约运营成本,书店从临街的门面搬到了现在的地址——佳华大厦6层。2019年,斑马从妈妈手中接过书店时,店里已经很少出现新面孔。

斑马在大观书屋。(图/受访者提供)

斑马在大观书屋。(图/受访者提供)

“与其他书店不同的是,我们是一家只有人类学、民族学和云南地方史相关书籍的专业书店,你能在这里看到许多市面上见不到的孤本和冷僻读物,以及从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手中收到的研究文献。这里没有像其他书店一样的归类标签,因为书店相对比较小,没有办法按照正常的图书分类学做出一个很完整、很系统的分类,基本是按照我的逻辑来分的。”斑马是这样向第一次来到书店的人介绍这里的。

在居民楼里经营一家书店实属不易。曾有朋友劝过斑马,希望她能改变一下书店的运营模式,引入一些更大众的书籍,但斑马觉得,“既然书店已经不再开在路边了,如果是随处可以找到的书,怎么还会有人‘劳民伤财’地跑来居民楼里找呢?”。

斑马因此将书店的传统坚持下来,也正是因为这种“少而精”的精神,我们才能在大观书屋看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书名出现在架子上,包括但不限于《神坛女人:大理白族村落“莲池会”女性研究》《中国苗族巫术透视》《云南人学习普通话正音字表》。

斑马在大理拍摄的白族传统节日“绕三灵”活动。(图/受访者提供)

斑马在大理拍摄的白族传统节日“绕三灵”活动。(图/受访者提供)

02

书店辐射菌丝

让精神生活和同频交流得以保全

在母女二人和书店一起经历了几次风波之后,在24小时与这些书籍为伴,一次次将它们分类整理、贴上标签甚至重新描画书脊上的名称之后,斑马确实已经成了最懂这里的人。而在几年前,斑马还是一个“文化体力”消失殆尽的“社畜”。

“小时候我有点叛逆,是个见了书就躲着走,看见书就头疼的小孩。”斑马就这样“荒废”了一个与书为伴的童年。事实上,在成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也延续了这种叛逆,但客观来讲,我们很难说这种叛逆带来的是不是苦果,因为在房地产行业处于最高点的阶段,斑马正踩在风口浪尖上。

“虽然说享受到了大环境的红利,但我在那个时期从来没有静下心来看完过一本书,很多东西在不经意间流失了。真正开始接手书店的时候,我是非常匮乏的,匮乏到我觉得自己已经根本没有办法用一个完整的逻辑跟人聊天。我当时也很茫然,虽然从小在书店长大,但是对于这些书,我是非常陌生的,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人类学,什么是民族学。”斑马说。

大观书屋的访客并不多,为了避免扑空,最好打个电话再前往,接听电话的就是斑马本人,她的工作量可见一斑。但她说自己并不希望大观书屋成为所谓“网红书店”。“一个不‘出片儿’的书店,怎么可能成为网红呢?我们连饮品都没办法提供,客人口渴了,最多能喝上一杯我平时喝的茶。”

作家欧阳婷探访大观书屋时,拍下的书店内部。(图/微博@cleverou)

作家欧阳婷探访大观书屋时,拍下的书店内部。(图/微博@cleverou)

“佛系”经营的斑马却在这里结识了不少朋友,大多数是慕名而来的读者。他人分享的专业知识,成为斑马了解相关文化的动力。斑马不希望自己仅仅是一个“卖书的”,她更希望自己能够理解店内的每一本书。除了阅读之外,斑马还努力体验着书中提到的各种内容。她在休息时会去参与云南各地区的传统节日活动,然后思考如何将这些体验生动地复述给无法亲临现场的人。

斑马对店内藏书涉及的专业领域的了解日渐深入,她开始意识到,延续这间书店的最好方式,已经不再是进一批书再卖掉一批书这么简单。“因为纸质书的没落和这个领域本身的小众特性,很多书籍在卖掉之后想再找回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况且,我始终觉得一本书最好的归宿是被翻烂,而不是烂在某个人专属的书架上。有价值的材料应该是流通的,可以促进交流。”

目前,借阅已经成了大观书屋的重要收入来源,越来越多相熟的面孔活跃在书店里。斑马的朋友说:“斑马和她的大观书屋就像一个中枢,联结着彼此有着万千关联的人,这也让我想到了苏珊娜·西马德的《森林之歌》。大树因菌根系统得以稳固其身,书店也像菌根辐射出去的菌丝,得以保全我们的精神生活和同频的人际交往。”

03

收集历史车轮下的碎片

虽然斑马和妈妈近40年来一直在尽自己所能地保护着云南的一小片文化角落,保护着这里的独特性和稀缺性,但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云南的“辨识度”正在被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前进一点点擦除。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异乡人会问。“不知道啊,有一天我才突然意识到,网红打卡的傣族服饰、香格里拉的藏袍写真,根本就不是这些民族服装原本的样子,完全就是拼凑起来的‘四不像’。”斑马说。

斑马不是少数民族,但过强的共情能力让她难以忍受这种特性正在被消磨的事实。“我在书店遇到过一个男孩,他来找一本关于普米族文化的书。虽然他的身份证上写着普米族,但他乃至他的父辈都早已经与自己的文化切断了关联,甚至没有人可以跟他讲述。要通过一本(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书来了解自己的文化,这难道不悲壮吗?我没有办法去阻止历史的车轮向前行进,但是我可以把它被碾碎的碎片收集起来。”

大观书屋一角。(图/GoKunming)

大观书屋一角。(图/GoKunming)

“在昆明待久了,就会发现自己对天气的容忍度变得极低,太冷或者太热都不行。人在这里生活久了,反应也会变慢,对外界的变化的感知也不那么明显了。”在斑马看来,昆明的生活过于平稳安逸,以至于当地人均“家乡宝”,温吞的性格特征让当地人在民族性逐渐式微的当下,还来不及反应,就不得不被迫面对现实。

这种慢半拍的反射弧并不是危机解除的信号,事实上,不少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者都看到了少数民族的现实困境。这种困境不是物质匮乏造成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恰恰是物质充盈带来的失调症状。

斑马不知道这样的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她只是觉得,要保持大观书屋的传统,让这些正在消逝的东西尽可能地留下刻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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