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神话》带热古建游，文物保护如何跟上

《黑神话：悟空》上线以来，在线人数、销量屡破纪录，西游IP自带的文化属性，也让旅游目的地借上东风：多家平台数据显示，游戏主要取景地的山西、重庆等地旅游热度大涨，打卡在游戏场景中出现的古建古寺，成为许多游客的出行潮流。

广袤的疆域和悠久的历史使我国拥有灿若繁星的文物遗存，“文物游”也成为一种独特的旅游主题和旅游趋势。要更好发挥文物的旅游价值，让文化遗产真正“利在千秋”，不仅要求景区积极开展，时刻坚持文物保护，也对保护的方式方法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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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取文物资源“真经”

按类型定义，文物可分为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前者指青铜器、陶瓷、丝织品、书画等可收藏的文物，由各文博场馆和民间爱好者持有并保护；后者指古墓葬、古建筑、石刻壁画等历史遗迹，对被纳入保护对象的不可移动文物，则统称为人们熟知的“文物保护单位”。目前，我国拥有可移动文物1.08亿件（套），各类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

不同的文物种类也造成了旅游形式的分野。对于馆藏文物，其属于博物馆、纪念馆这个已经相当成熟的业态，文物本身得到有规划的保护、陈列和介绍，游客也能便捷地在VR，AR等多种手段加持下提升自己的游览体验。

这个暑期，文博场馆再一次迎来全民热。游客们早已习惯于携家带口，用一个下午，在玻璃展柜和补光灯下，将上下五千年的数百上千件文物“一网打尽”，他们要解决的只是一票难求的预约问题。

而基于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所开发的旅游景区和项目，要么以文物作为最主要甚至唯一的旅游吸引物和景区的主体（如秦始皇陵兵马俑、圆明园、福建土楼等），要么在景区范围内，将文物和山水景观、商业街区等其他旅游资源一道，向游客打包出售（如黄山-摩崖石刻、西湖-苏堤白堤等）。

正如2018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所强调的——支持社会力量依法依规合理利用文物资源，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产品与服务，以文物为主题的旅游产品和文旅项目正不断接续更新。

山西大同，“重走梁林路古建巡礼”入选马蜂窝2023国内“新玩法”TOP100榜单。这一线路跟随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建筑大师的考察脚步，将佛光寺、南禅寺、华严寺、善化寺、悬空寺、应县木塔，以及云冈石窟等晋北古建瑰宝进行规划串联。马蜂窝相关负责人表示，曾经小众的古建主题游近年来开始走入大众视野，博物馆、石窟寺、遗址遗迹等景点成为了年轻人们竞相追捧的旅游“新国潮”。这一旅游消费偏好的变化，也会对旅游产业链的重塑带来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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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刚刚去过山西的邓先生告诉品橙旅游，即使不依靠“跟着悟空游山西”的热度，当地古建景区也已经是“人山人海”：悬空寺仅仅从山下排队进入景区都要两三个小时，自驾前往云岗石窟也堵车接近1小时。

浙江衢州，除山东曲阜外全国仅有的两座孔子家庙之一的孔氏南宗家庙坐落于城内。衢州市文化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策划运营处副经理陈琼介绍，孔庙是游客到访必打卡的景点。而从孔庙西行1公里，水亭门城墙镇守衢州古城，悠悠衢江水也在此守护了1800年。上千年的历史里，江面往来的商贾、游子，系船于岸，穿过始建于东汉末年的城楼，走进衢州古城中心街头的一派繁华市井中。而今天，前往古城景区的游客们可以登上城楼二层的观景平台看街景江景，拍摄出片的同款机位也在社媒平台流行。

然而，文旅热潮方兴未艾的另一面，是道阻且长的文保现状。邓先生在游玩经历中，发现许多石窟石刻的风化、侵蚀情况严重，且维修周期很长；水亭门城墙在今年6月因持续暴雨影响，部分坍塌，景区正联合市博物馆下属文保科技部抓紧抢修，力争在春节前让游客市民们和这个国家级文保单位重新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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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也有“八十一难”

《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横空出世，让许多人第一次接触到文物修复领域，了解文物修复师这一职业是如何勾连古今时空，为残缺老化的文物重新“注入灵魂”的。以故宫的体量和规格，再加上一批国内最为顶级的专家，修复可以不计工具与成本。但尽管如此，观众们也不难发现：这项工作费心、费力，即使有专业和热爱支持，也依然并不容易。

况且，文物保护还是博物馆本职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对于以市场为主要导向的景区，游客人次和消费数字往往是更加重要的指标，这使得文保工作的开展更具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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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任市长耿彦波为主角的纪录片《大同》曾获第52届金马奖。在影片镜头中，这位被戏称为“耿指倒”“耿拆拆”，先后主导开发王家大院、云冈石窟、华严寺等驰名景区的铁腕官员，也在面对文物重建和修复问题时遭遇了巨大的质疑：一是大拆大建为城市带来巨额债务；二是对古建筑“拆真建假”，导致其原有风貌受损。

大同在2019年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通报点名“保护不力”“历史文化遗存遭到严重破坏，历史文化价值受到严重影响”。但不能否认的是，城市更新确实为古城古建带来了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更有卖点的旅游产品，于是自然能吸引大批游客买单。

耿彦波于2013年卸任大同市长。直到今天，他曾经历的困局依然不断上演，这也是人文古迹类景区运营过程中的两个不容忽视的现状和挑战。

其一是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如何尽可能减少对文物的破坏，在其保护价值和经济价值之间达成权衡。

在莫高窟，游客的进出、呼吸造成洞窟空间内环境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含量的急剧变化，直接导致壁画的加速氧化、开裂甚至脱落；贵州梵净山景区擅自将金顶建筑外墙颜色由灰涂红，意图在营销中更有“卖相”；甘肃天水古城花费近9亿元修缮的文保院落成“面目全非”的日式餐厅；在长城上刻字涂画的游客年年登上社会新闻……或有意，或无意，缺乏文保专业知识的游客和业者客观上加速着文物破坏与老化。

除了落实政策监管、限制客流，活用科技手段也将是上述问题的重要解决方案。八达岭长城采用无人机吊运修缮材料，使用四足智能机器人进行墙体巡查；“数字敦煌”工程将文物采集扫描至线上，线下的敦煌石窟监测中心则依托600多个不同类型传感器构建起一套预防性保护监测预警体系，将每个开放洞窟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客流量等数据，连同方圆数百公里内的降雨、洪水、风沙情况，在大屏幕上实时更新、交互分析。

不过，这样一套造价不菲的系统则直接指向了景区文保实践的第二个挑战：需要钱，需要很多钱，而许多景区出不起这笔钱。

某山岳型景区负责人向品橙旅游表示，在文物资源的旅游开发上，景区“有心而无力”，导致目前各类配套的软硬件设施都还没有到位，对游客的吸引力不足。而财政的紧张也影响到文物的修缮，景区内一处南宋墓葬所在山体因降雨有滑坡风险，想修建排水设施以作预防，但政府管理部门对此并无补贴预算，最后也只能作罢。陈琼也表示，水亭门城墙抢险工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仅应急抢险围护投入已花费数百万，而这些都需要由景区所在的管理运营公司承担（城墙修复经费由市财政部门保障）。

2024年4月，财政部下达2024年国家文物保护资金预算，共计63.83亿元。但考虑到上述76万余处不可移动文物和上亿件可移动文物的整体规模，兜兜转转分到景区头上的资源难免有所不足。据澎湃新闻报道，在数年前，山西省文物局某领导透露，不少县的文保财政投入“就是零”。国家文物局也在推文中援引一名基层文物工作者的感触称，“财政无钱投、产权人不愿投、社会无法投，是当前低级别文物保护面临的普遍现象”。

如何才能打通文物，游客和景区之间互利互惠的链条？

积极引进社会资源是被多方验证可行的方案。2017年，山西出台实施方案，动员和鼓励社会力量通过捐资、集资、出资、认养等多种形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形成“政府指导、社会参与、成果共享”的新机制。根据文物条件不同，社会资本既用于日常养护、环境整治等修缮工作，也将在展览陈设、活化利用等开发工作中贡献价值。山西凯嘉能源集团就以“认养”合作的形式获得了介休张壁古堡的经营权，并将其打造为年接待游客超35万的4A级景区。

而在北京国子监、钟鼓楼、白塔寺、万寿寺等十余处古建筑成为演奏的舞台，音乐流动在寺观、楼馆和高台之上。北京市文物局和东城区政府联手推出的“古建音乐季”，由企业资助运作，以音乐汇演为主体，辅之以公众艺教、古建对话、城市探访等活动，为公众带来沉浸式跨界体验。更加广泛的社会参与，让文物“活起来”，也提升了其旅游知名度。

2012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旅游等开发建设活动中文物保护工作的意见》指出：严格执行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严格履行涉及文物的旅游等开发建设活动审批；合理确定文物景区游客承载标准；加大对文物保护的投入；加强文物旅游的指导和监管；切实落实文物保护责任；认真履行文物保护职责；依法纠正违法违规行为。

十余年过去，政策依然具有鲜明的指导意义，而其真正落地还需要大众意识的不断提升和各界力量的共同参与。文物精美、壮丽，同时也古老、脆弱。只有做深、做好保护，才能让其价值不仅停留在游戏的背景画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