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原副市长建文革博物馆 展现文革百种酷刑

“文革”博物馆

一位退休副市长凭借个人良心和声望创建了中国首个“文革”博物馆，十多年来勉力维持，困境重重。像是中国社会的缩影，政治压力、个人良心、现实利益、乡土逻辑、宗族传统、法治观念在这里较量着。捍卫者对“反思文革”也有不同理解，他们相互审视：对“文革”的反思本身，是不是摆脱了“文革式”思维

公祭礼进行到第6个年头时，80岁的彭启安老人表现出激愤。

“反对‘文革’博物馆就是反对共产党。”他站在炙热的阳光下，对着松散的人群发表演讲。每句话都像用尽全力，激动时不得不踮起脚尖，以蓄足说话的能量。头顶仅剩的一撮白发也随着情绪竖起又垂下。

祭奠计划再次被破坏，他如此愤怒以至于断定，“反对的人，必定在‘文革’中犯下不可告人的罪恶！”他说欲哭无泪，又欣慰有539人无所畏惧来到现场。他深深鞠了一躬。

晒得无精打采的人群第一次爆发出掌声。随后，他们将手中的鲜花放到刘少奇雕像前。

刘少奇像矗立在安息园，对面围栏上刻着“文革”百种酷刑，读来让人不寒而栗。它们背后，是石壁上近万名“文革”死难者的名字。

2006年，安息园建成后，彭启安选定每年8月8日祭奠“文革”死难者。这一切进行得并不顺利，要克服的除了人为阻挠，还有恶劣的天气。这些年，参加祭奠的老人日渐衰弱，那位101岁的老干部已被送到医院。他们想改期，说受不了气候折磨。彭启安摇摇头，“这是我和全国两千万冤魂的约定，一诺千金。”

副市长的追求

当我通过微博知道彭启安这个名字时，我有些惊讶。作为汕头市曾经的副市长，他创建了中国首个“文革”博物馆。博物馆坐落于汕头市澄海区涂城村，就在我家乡附近。从他立下第一块“文革”纪念碑起，至今已有17年，对此我竟一无所知。我在家乡接受了中小学教育，那时对“文革”的全部理解是：“四人帮”造成了“十年浩劫”，如今坏人已经被消灭了。从写第一篇作文开始，我就参与了对新时代的歌颂。我四处寻找辉煌时代的证据，参观村公所，游览汕头著名的海湾大桥。在我的小学作文本里，它成了“腾起的钢铁巨龙”。

现在我得知，海湾大桥工程的领导者也是彭启安。从海湾大桥到“文革”博物馆，两座建筑的跨度间有太多隐喻，它们就像我们时代被彰显和被遮蔽的两副面孔。我忍不住想，从建造雄伟的大桥到重现伤痛的记忆，彭启安经历了什么？

在4月一个阴沉的下午，我见到了彭启安，他正快步走向屋后的菜园，松垮的衬衫随意塞在松垮的西裤里，手里抓着一把耙子，像个老农民。一天中，他有4个小时在菜地里度过，让人以为他过着田园生活。手挥农具，心里惦念的却是“文革”博物馆。他先是简洁扼要说明目前要完成的6件事情，最终忍不住畅想起未来：用声控塑像展示批斗现场、建立雕塑广场还原10年历史、修好道路配宣讲员……越说越快越兴奋，突然间神情黯淡下来。

“没有办法。”他说。

“文革”博物馆的故事说来不可思议，1996年当他决心留下点什么，也许并未想到后来的规模和危机。

那年的某一天，他去位于涂城村的塔山风景区参加揭幕仪式，看到了山坡上一片乱坟。他才得知，这里埋着71位“文革”遇难者。在汕头工作多年，他并不知道这一段历史，至于自己30年前在揭阳被批斗三百多场的经历，也已尘封在记忆里，多年来忙碌操劳，淡忘了。

他还看到五哥林华的坟墓。当年国民党征兵抓走彭家二儿子，父母为筹钱赎回他，将五儿子卖掉。后来五儿子上凤凰山打游击，带彭启安走革命道路。没想遭遇“文革”，那时澄海斗争惨烈，死难四百多人，伤残者达四千多人。林华是澄海一名中学校长，也被活活打死了。涂城村和南徽村这两座相邻的村庄不可避免卷入革命，它们分属两派组织，后者得到军队支持，一次武斗中开枪射击，涂城方面死伤众多。

彭启安突发奇想：能不能建一个纪念性的东西？他是实干的人，立即得到十多名“厅级”老干部和当地老人支持，成立“长老院”。涂城村委大多经过“文革”迫害，也很快划出塔山上的土地，让彭启安建设。

建筑物不敢冠以“文革”之名，而命名为“塔园”。第一块纪念碑文老人们修改了十多遍，隐去施害者，以模糊的“遇难”代替具体的“打死”，生怕再次挑起矛盾。不过，“施害者”并没有跳出来反对，反对的倒是没有深刻经历的人或是“受害者”。

1998年，澄海县委书记叫停工程，说这是“揭伤疤”。老干部们阵容强大，能量充沛，县委书记只得向汕头市委打报告。市委对此保持沉默。彭启安态度强硬：如今你们反对，你们就是罪人。

起初是顺利的。彭启安主管交通电信等事项，他说“磨厚脸皮”，向曾经合作的企业募捐，也得到了市长基金，几年内获得了2000万元捐赠，塔园快速扩张，到2002年底，12个景点工程告竣。

次年，汕头市长调任省里前夕送来两本书——《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上下册。彭启安决心将这本书变成一座建筑。5年前读到巴金对“文革”博物馆的呼吁时，他就这么想了。有人反对：“文革”二字太刺激了。彭坚持迈出这一步。2005年，“文革”博物馆落成。

如今，他只剩下一个心愿——为塔园正名。他说塔园是为了反思“文革”，以防止阶级斗争重演；说和党的思路和利益是一致的，还和爱国主义教育挂上了钩。这一套说辞并不奏效。但这年3月，汕头市委书记的到访带来了希望。

参观那天，书记表达了赞赏和支持，彭启安边听边记。3天后，老干部们就收到了他的文章《终于盼到这一天》：“塔园上空的乌云消失了，放下了沉重的塔园包袱……10年的艰辛终于得到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