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报记者|王晨|文
就名人故居保护这一问题，记者采访了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党组副书记朱敏彦。朱教授这两年来一直在呼吁加强对名人故居的政策性保护，而他的观点也体现在这份市政协文史委的调查报告中：“加强对名人故居旧居的保护，也是把上海建设成国际文化大都市的一条重要的途径。”
朱敏彦告诉记者，近代上海是近代中国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城市之一，甚至可以说“一部上海电影史就是半部中国电影史”，上海近代文化的代表性由此可见一二，“严格来讲，上海早期的名人故居并不多，但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曾经来上海学习、工作、生活的世界名人非常多，而且遍布全市各区县，目前列入名单的这354处名人故居、旧居仅仅是我们可以查证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个数目肯定还会继续增加”。
名人故居不等同于旧居
在采访中，朱敏彦谈到了名人故居、旧居认证的几个问题，有些只是基本概念上的问题，但更关键的是保护政策的亟待改善:“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名人故居不等于旧居，故居是指名人出生的地方，而旧居是名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因此上海很多名人故居其实是旧居，在新挂牌的故居、旧居铭牌上就能发现这一区别。但这一惯例也有例外——在政策颁布之前已经认定的名人故居依然可以沿用故居这一称谓，比如香山路7号的孙中山故居、淮海中路1843号的宋庆龄故居显然不可能是他们出生的地方，但现在我们还是约定俗成地称为故居，而新挂牌的复兴西路369号的柯灵旧居和即将挂牌的巴金旧居都只能称为故居。”
很多名人故居同时兼具了多重身份，比如在上海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6处名人故居中，兴业路76号的李书城、李汉俊兄弟旧居正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而陕西南路30号的马勒别墅和豫园的潘允端旧居则分别是著名的优秀历史建筑。同样，作为二大会址的李达旧居、如今是市少年宫的嘉道理旧居以及成为丁香花园的李经迈故居，如今都以特殊的身份进行了妥善的维修和保护。
记者了解到，在大多数人的概念里，认为只要名人居住过的地方都是故居、旧居，但其实故、旧居的认定还是有多重标准，除了必须有名人居住外，建筑本身的完整性和艺术价值也是认证故旧居的重要标准，而一些不具备这些条件的住所会被剔除在外。有几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一处住所曾经有多位名人居住过，比如浦东川沙的江南名宅“内史第”就曾先后居住过黄炎培、宋氏三姐妹、胡适等历史名人，甚至被认为是宋庆龄的出生地，这样的故旧居认定就需要协调多方面因素，既要考虑不可移动文物的完整性，也要兼顾名人故居的独立性。此前曾引起广泛关注的“内史第”三进院落如今已按历史原貌予以修复，各位历史名人的文物将分门别类进行布展，整体协调而又互不影响。如果说“内史第”是在时间跨度上接纳了多位名人居住，那么武康大楼、新康花园、枕流公寓、四川北路就是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内聚居了多位名人，这样的故旧居认定也需要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细致认真地确认、登记和保护，使名人故旧居的地址和时间不会混淆。
保护政策亟待改善
除了多位名人先后入住同一地址，故旧居保护的另一特殊情况是同一历史名人曾在多处分别居住，比如鲁迅曾在山阴路132弄和133弄暂住，马相伯曾在蒲汇塘路和复旦大学居住，巴金曾在淮海中路和武康路居住，傅雷曾在南汇周浦曹家厅和下沙王楼村居住，张爱玲曾在康定东路和常德路生活，此外还有一些名人曾多次变换住所，这也使故旧居的认定遇到不少困难。朱敏彦说：“目前没有那么多精力财力对所有名人的住所进行单独保护，其中部分住所需要特殊保护，而有些只需要挂牌认证，遇到不同的情况还是要有多种保护方式。”他同时还谈到故居保护中遇到的一些尴尬：“有些名人故旧居在挂牌后还是有人居住，而且大多并非这些名人的后裔，当有游客慕名而来叩门拜访时，就会为这些居民带来不少困扰，这就需要双方抱着健康心态来看待名人故居，既要尊重名人也要尊重居住者的隐私，使故居以更健康的方式得到妥善保护。”
朱敏彦表示，市地方志办公室今年计划出版“名人故居图志”，将这354处已列入名单的名人故居以图文形式刊列起来收入上海地方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