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龙囤：中国第一土司城堡的“七百年孤独”

2015年07月24日 15:58
来源：外滩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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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加帝国的古城马丘比丘，与海龙囤一样建于高山之巅，都以石料作为主要建筑材质，都是某种已消失的特殊文化的见证，连废弃的时间也只相差几十年。不过相比笼罩马丘比丘的强烈宗教祭祀氛围，海龙囤完备的军事防御体系

土司：大一统帝国的基础

由于新中国成立至今，土司制度消亡已久，今天的人们对其已很陌生。“土司”这个名字，听上去有点“土”，实际上也保持着很强的地域性，在习惯了大一统帝国话语模式的人们听来，未免过时而边缘，除了对奇风异俗的猎奇，大概很少有人还会去关注它。然而土司制度（包括作为其前身的羁縻体系），却的的确确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在今天这个国界和族别都很僵硬死板的世界上，“一国两制”已是天才构想，而在唐宋元明清“天下帝国”的时代，土司制度却极富弹性地以一国几十上百甚至成千制的方式，维系了大一统王朝的“模样”。然而，无论出于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念，还是为了地方社会控制所能取得的实际的物质利益，具有半独立性质的土司政权都不可能是中央王朝的最佳选择。因此，改土归流成为皇帝与士大夫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在他们看来，这一目标是天经地义的。尤其是明代，如许倬云先生所说：

“在宋代两度亡国，蒙元征服中国之后，朱明立国，战争杀戮与异族奴役的痛苦记忆，使中国人不能不有‘人’、‘己’、‘内’、‘外’的区别。因此虽然自居为汉、唐帝国的复兴，却没有汉、唐那样天下帝国的气度……太祖不忘打天下时‘高筑墙，广积粮’的策略，稳扎稳打，以保守汉人帝国为第一优先，因此他设定‘锁国’的原则：对北方草原是筑长城，对南方海防是不许片板下海。只有宋代划在界外的西南地区，取自蒙元梁王，还有发展余地。日后，朱明也确实在西南部颇多经营，由太祖义子沐英子孙世袭，镇抚当地土著的少数民族部落。终有明一代，汉族人口不断迁入西南川、桂、黔、滇各处，开通道路，垦拓山地，也经过羁縻政策，让土司自治，然后改土归流，融入帝国版图。”“明代因袭元制，以土司羁縻少数民族。可是明代两百年来不断向西南移民，尤其在明代晚期，新大陆的植物传来中国，玉米、番薯等都能在山地种植，许多移民因此移往西南山区。开发西南，造成西南民族成分的改变。汉人人口增加之处，原来是土司辖区，就改为一般行政地区，这就是所谓‘改土归流’。在这过程之中，汉人和当地原居民之间的冲突不断发生。明代政府或和或战；如果发生战事，有的规模并不小。这种强力执行的内部侵略，也可以说是天下帝国体制下的帝国主义。”（《华夏论述：一个复杂共同体的变化》 P205-207，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3 月出版）

掌握更庞大资源的中央王朝，与掌握地方实际权力的土司，力量渐渐都壮大起来，直接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表面上看，土司辖区“苗乱”不断，朝中大臣一般都诿过于土司纵容甚至暗中唆使，但天启年间的刑部右侍郎邹元标直言不讳地加以驳斥：“黔患不尽在苗……往者，播苗之祸亦好大喜功者挑之，入其疆满载而归，不遂者恶语流传，官为所误，兵连祸结，今虽开疆辟土，然元气先受伤矣！”（《熹宗天启实录》卷九）不过尽管明代已失去“天下帝国”的恢宏气度，士大夫们较为狭隘的华夏观令他们对改土归流情有独钟，一心向蛮夷之地推行“中国之治”，但其中佼佼者却并不乏清醒的识见。比如嘉靖年间贬贵州龙场驿丞的王阳明，虽夷夏观念同样根深蒂固，但他不仅与雄踞半个贵州的水西土司安贵荣交好，还上疏献策：“盖蛮夷之性，譬犹禽兽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县，而绳之以流官之法，是群麋鹿于堂室之中，而欲其驯扰帖服，终必触樽俎，翻几席，狂跳而骇掷矣。故必放之闲旷之区，以顺适其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旧者，是顺适其旷野之性也。”（《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四）

海潮寺内供奉的佛像，风格相当怪异（摄影：菲戈）

杨应龙：一代枭雄的覆灭

今天我们查《明实录》，很明显，播州杨氏一直都是土司中的“模范”，从明初杨铿一直到1596 年的杨应龙，几乎年年都按时遣人或亲自到北京进贡良马与大木，皇帝则回赐更多的“文绮、彩缎、钞锭”。洪武年间，播州杨氏、水西安氏以及他们下辖的各级土官“各遣其子来朝，请入太学”，朱元璋特地敕谕国子监官员“善为训教，俾有成就，庶不负远人慕学之心”（《太祖洪武实录》卷二〇二）。此外，明廷在西南用兵，杨氏一直很积极地派军队参与，正德年间，杨斌甚至因功升至四川按察使的高位，集土司与封疆大吏于一身，可见总的来说朝廷对杨氏是颇为信赖与倚靠的。可是为什么到杨应龙这里，前期关系都还好好的，未见有隙，却在两三年内就急转直下，以至决裂呢？

《明实录》中最早有明确指责杨应龙的记载，是在万历十八年十二月癸未（1590 年11 月11 日）：“先是，贵州巡抚御史叶梦熊疏论播州宣慰杨应龙凶恶诸事，并参川军道副使朱运昌容情故纵，不行会勘。巡按御史陈效则历数杨应龙十二大罪，而复次其怙凶阻勘之状。及四川巡抚李尚思议防御松潘，宣慰司土官兵令备协守。而按臣李化龙疏请暂免勘问，候征兵御虏之后再为议处，部复以应龙革职，仍戴罪立功，会勘改限、朱运昌罚俸。久之，两省抚按各疏奏辩，在四川则为应龙无可勘之罪，在贵州则谓四川有私庇应龙之心……”（《神宗万历实录》卷二三〇）此外，万历二十二年四月辛亥（1594 年5 月22 日）记：“兵部以贵州抚按林乔相等请严责四川抚按协剿杨应龙，因言应龙初本效顺，后及暴虐，四川以功而援之，贵州以罪故而穷之，本犯有可宽之条，朝廷无必诛之意，只缘再提结案，遂而计出无聊，将罚负险……”（卷二七二）

字里行间，可见贵州与四川的封疆大吏们在杨应龙的问题上针锋相对，来回斗法，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在争夺对播州这一川黔交界的要害之地的影响力以至控制权。播州主体部分属四川，而其南部属贵州，甚至延伸到黔东南（今凯里一带），这样，朝廷对播州的管理本就要在两省之间折冲协调，矛盾在所难免。此外，贵州积弱，“一线路外即苗穴”，对来自各土司的威胁念兹在兹，尤其害怕播州杨氏与水西安氏、永宁奢氏、镇雄陇氏等大土司联手，必欲除此心腹之患；四川富强，对东南部的土司政权并不像贵州那么恐慌，还想靠它的兵力来镇抚“苗仲”土著，即便是后来出任三省总督戮力扑灭杨应龙的四川巡按李化龙，当时对其也多有袒护，因而遭到贵州官员的弹劾。

杨应龙自恃为明廷守边功高，又当惯了土皇帝，骄奢淫逸、嗜杀暴虐或许是真的，所谓“生而雄猜，阴狠嗜杀无忌”（流传至今的民间传说《杨应龙的赶山鞭》等故事里对此有所反映），以至下属的“七姓五司”与其矛盾越来越尖锐，动摇了播州的统治基础；但说他积极谋叛，则有点“欲加之罪”了。明廷里当然不会没有明白人，《明实录》万历二十年四月乙巳（1592 年5 月26 日）记：“兵部复，科臣王德完题称杨应龙罪在嗜杀，非叛也。宜令解职听袭待以不死……”（卷二四七）万历二十一年十一月戊辰（1593 年12 月10 日）记：“兵部右给事中吴应明言……（杨应龙）不赴勘綦江而犹住插旗山，虽屡闭门托疾而犹令子朝栋出见，则其逆命之中，实乃畏死之意，与悖贼未可同日语也。苟处之者勿当，则兴师动众，虽即纾目前之忧，即改土为流或有意外之患……”（卷二六六）万历二十二年十月辛亥（1594 年11 月18 日）又记：“礼科给事中杨东明谓，应龙负固纵杀，问罪之师诚不可罢。然向者两调征剿，所在血战，及部民讦告拘之即至，械系经年，甫释缧囚即请征倭，进退惟命。第重庆之狱，未结即放，既放旋提，我多反复，致生其疑，非真有叛状而遽请用兵，遂据险出掠，冒难之诛，皆处置失宜之过也。”（卷二七八）

也就是说，杨应龙一向都颇能听从朝廷调遣，到处征剿反叛的苗民，但因其过度嗜杀，以至被播州的一些大家族（所谓“七姓五司”）告了，于是官府将他捕到重庆，关了近一年。而这个过程中，他并没有反抗的举动，而且一放出来就自请“征倭”，就是准备带5000 播州兵从西南去东北，抗击侵略朝鲜的日本人（另说是他以征倭为条件才获释）。重庆之狱，杨应龙的罪状并未落实，就把他放了，可是放了不久又再召他去，与川黔两省的官员“会勘”自己的罪过，这抓了放放了抓，反反复复，终令疑虑重重的杨应龙开始为自保而拒绝听令，聚集兵马、加固海龙囤，渐渐就真的有了反叛的样子。即便到了这一步，杨应龙还是没有下决心树起叛旗，而是再三疏通。《明实录》万历二十二年十一月壬午（1594 年12 月19 日）记：“四川巡抚谭希思、巡按礼贝嘉言，土酋杨应龙负固抗拒，已入不赦之条，乃两次差官谕，而本酋再四申说，恳究巫枉，请官听勘，潜遣人奏辩。臣等尽得其状……”（卷二七九）一直要到作为人质送去重庆的次子杨可栋死于狱中，悲愤难当的杨应龙才下定了决心。

很大程度上，正是地方大员们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私念，与朝中或明或暗借机进行改土归流的冲动结合在一起，将杨应龙推上了绝路。有人对此看得非常清楚。《明实录》万历二十三年四月壬子（1595 年5 月18 日）记：“国子监博士杨景淳奏，杨应龙历代土司，淫纵杀戮，固其常态。当事诸臣过听七姓奏讦后，先屡误于勘，再误于纵，又再误于剿，误之效有三：以喜事误，以纳贿误，又以避嫌误。乃今之议者惟抚与剿，而未及处分。应龙负嵎之虎也，广幅千里，四面皆山，食足兵强，非可旦夕下，即使需之岁月无不成擒，而所伤实多，国家何利？于此，督臣邢玠猥云：令杨酋速出听勘。夫彼原以听勘逮系，百计脱去，今尚恳复出以就于死乎！……今督抚奉命而往，功必欲己收，地方诸臣并力经营，又皆视以为奇货，而必俟滋蔓以图之，若然，则人臣之利，岂国家之福哉……”（卷二八四）随着战端开启，明廷忙不迭地避嫌。御史涂宗浚上陈“征播四议”，其中便说：“……今虽一意专征，而犹恐有改土归流之说，坚其狐兔之心，乞明诏诸夷以诛逆大意，诛止首恶，尺地不爱，若安氏及七姓五司，沿播诸苗，有擒杨酋以献者，即裂分其地，使各世守。”万历二十七年九月己酉（1599 年10 月21 日）皇帝回复：“杨应龙负恩犯顺，自干天讨，诛首恶不株连土司。自我朝开设以来，因俗而治，世效职贡，上下相安，何必改土为流，方是朝廷疆宇……”（卷三三九）这真的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