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途径构建乡村旅游的文化氛围

中国村落信仰是一个基于宽泛的“天人合一”理念而被构建出的内容迥异的文化现象和精神世界。神灵偶像、民俗节庆和村落神庙形成“三位一体”的支撑架构，并因为客观环境的区别而异彩纷呈。三者之间互为表达和支撑，却无一例外的都能够成为乡村旅游的立足点和发展因素。

具象到民俗节庆层面，二十四节气及其相关的民俗风尚是乡村旅游最该把握的部分。再没有一个文化符号能如此直接的指导中国人的日常生产生活并衍生出种类繁多的“产品体系”，你随便点出一个节气，就会有不同地区、不同风俗、不同样式的各类仪式或产品让你大快朵颐。时值芒种，北方送花神、南方煮青梅、安徽安苗求丰收、贵州打泥巴仗求爱情，诸如此类，不知凡几。如果能够巧妙的将二十四节气的概念与乡村旅游实践相结合，是能够极大的拓展乡村旅游的外延，实现产品层面的突破。

当然，对于二十四节气的利用绝不是“实地考古”并形成产品谱系，中国农村由极度贫困所形成的对吃的眷恋，太容易使后工业时代的乡村旅游堕落为都市人群关于一顿餐饭的回忆，而当下的乡村旅游也正处在堕落为“生态餐厅”的过程中。“吃”很重要，融合了传统二十四节气饮食习惯的“吃”更加的重要，它会在短时期内形成丰富的产品体系和宣传噱头，但这只是乡村旅游探索发展过程中极小的一部分，怎样提炼民俗节庆中的中国式美学和生活观念才是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

实际上，二十四节气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时刻启示着乡村旅游要摆脱固化的定位而进入一个崭新的层次。二十四节气虽然起源于村落信仰，但在农业社会中很快的被上层知识分子阶层发扬光大，《红楼梦》中对于芒种“送花神”的描写恰恰说明了民俗节庆中美学符号自下而上的快速演变。乡村旅游中的民俗节庆应当在逐渐摆脱物质形式的匮乏的同时，真正向带有乡村美学审美情趣的旅游活动进行转变。尽管我们很难清晰的定义乡村美学的涵盖范围，但中国人所期待的乡村生活一定是陶渊明式的悠然自得。寻找知识分子情怀与实际乡村生活的结合点才是未来乡村旅游和民俗节庆发展的重大难题。

每当我徜徉在日本村落里古朴精致的神庙时，也不得不感叹：旅游确实展现了不同人群真实的文化素质和精神世界。如果说日本的神庙大量的采取唐代建筑风格的话，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绝不比当年的“遣唐使”来的轻松。在中国农村的文化环境中，集全村或某个土豪之力修建的神庙宗祠太容易暴露出中国农村并不富裕的现实和中国农民相对空白的精神世界，媚俗的建筑、功利的诉求及麻木的氛围远远不如远古巫术中对于河流、巨树的崇拜来的纯洁、神往。乡村旅游中能够利用的神庙宗祠，也大抵需要旅游开发者们从头而来，系统开发。

乡村旅游是一个生活场景化的休闲模式，它的各种产品都应当从生活化的层面进行考量，现实中的人们需要回归乡村旅游的本质以触碰村落信仰。村落信仰中的神庙宗祠完全没有必要变成一个庄严肃穆的宗教“胜地”，也不可能再次成为封建族群的训诫场所，它就是一个集祭祀，集会，祈福，娱乐于一身的“休闲”地块，更多的承载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展现“天人同乐”的生活理念。建筑形式上也没有必要营建刻板繁冗的佛殿祖祠，一颗古树，一条溪流配上一个广场，一座戏台也能将“天人合一”表现的淋漓尽致。

现世的我们总是为不同信仰蒙上过于虚幻的外衣以展示超越自然地神奇力量并期望以此获取特别的关注度，但这并不是村落信仰置于乡村旅游层面应当采取的开发策略。村落信仰从来不是高居人类之上的邃远星辰，它就是与我们的生活相依相偎的和煦春风。我们的邻居日本，韩国已经形成了很多轻松惬意的村落信仰产品，值得我们学习和深思。

三、亦步亦趋的乡村艺术

乡村艺术是乡村旅游应当把握的基本素材。在当下的乡村旅游中，民间艺术已然可以被塑造成旅游产品、纪念品和装饰品。东北的村落二人转，河南的豫剧乡村旅游，白洋淀的柳编旅游纪念品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值得推广借鉴。只不过一时的“风起云涌”掩盖不住长期发展思路的匮乏；“春风一度”的露水姻缘需要时间的考验和判断。面对汹涌而来的旅游人群，失去了小作坊式的生产环境和乡野俚曲的艺术氛围，乡村艺术无法以创新来应对旅游产业带来的同质化旅游产品，也只能走上以低俗迎合市场的“自我毁灭”之路。

当我们试图构建不同的乡村旅游时，总会陷入相同的误区：寻找所谓的“特色”元素并将其无限包装放大，使之成为核心的旅游竞争力。殊不知，对于乡村旅游而言，它最大的核心竞争力应当是村落范围内“自给自足”的生产系统和“天人合一”的文化氛围。如果一个村落的剪纸特别出名，我们会把它包装起来，使之成为家家剪纸的特色产品，村落就会沦为流水线式的工厂，缺乏特色的民间艺术只有贬值一条路而已。抛开那些“另辟蹊径”的“新”农村，每一个立足艺术的乡村旅游都应当完整保留村落的生产系统，并依此构建文化层次多样的乡村艺术吸引物。举例来说，同样是以剪纸作为特色产品，手工业者与农民所体现出的审美情趣完全不同，制作出的剪纸样式和内涵也完全不同。一个村落就是一个小社会，姓氏、宗族、职业、财富、文化层次的差异会以对于相同艺术的不同理解而出现，在“大同中构建小不同”既是艺术发展的需求又为乡村旅游带来新的活力。

乡村艺术乃至村落文化在与乡村旅游的结合实际上还面临着两个问题：

第一，乡村艺术永远是一种生活化的艺术形式，永远和人们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也永远需要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推陈出新。乡村艺术一方面要保留对于传统的顽强坚守，一方面又需要在旅游活动中寻找到新的“词汇”，这是一种“苛求”，也是一种“必然”。物质形式的结合非常容易达成，在乡村里搞几场节庆，为游客唱几出小曲，这都是水到渠成的“便宜事情”。但是，饭总会听腻、戏也会听烦，剪纸不能买了又买，当下的乡村也远远不是曾经封闭的“村落”，如何将现代文明映入传统的乡村艺术，这既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需要也是乡村艺术重现活力的要求。

第二，乡村艺术乃至乡村文化都有一个通病：村落相对落后的生产条件和思维模式造成了艺术层次或文化形式的相对雷同。寻找同一区域内不同乡村的艺术特色和文化差异是乡村旅游不能回避的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考过程中，我认为是“人群”主体的差压造成了艺术和文化上可能存在的差异，而这个人群主题应当是宗族。尽管“村落宗族共同体”被不断的论述，但在中国社会环境下，宗族是高于村落存在的社会组织形式，体现出更为丰富的层次和内涵。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敦煌莫高窟艺术形式的差别实际来源于供养人对于艺术层次和表达内涵的选择，“宗族”正是供养人中最重要的群体，而220窟里惊天动地的壁画艺术恰恰是翟氏家族最大贡献。

在相对理想化的构建视角里，寻求更加细腻或者广博的发展视角也许是乡村旅游又一条发展之路。尽管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具有民间艺术风格的特色乡村旅游，诸如豫剧乡村旅游、二人装乡村旅游、剪纸乡村旅游等，但是一个小小的村落无论如何也没办法承担过多的文化元素和特色，大而化之的结果只能是泛泛而谈，很快的就失去了对于游客的旅游吸引力。相较之下，我们不如拿出乡村艺术几个具象的层面进行深入的挖掘，以此获得具有一定品读历程的文化元素，进行旅游吸引力的塑造。就比如以豫剧作为卖点的乡村旅游而言，完全可以拿出豫剧的著名剧目《三上轿》、《三哭殿》等，根据里面的故事人物进行深层次的包装，营造饱满的文化氛围，衍生出一系列的旅游产品。

乡村旅游发展到今天仍然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婴儿”，他未来的发展之路存在着太多太多的迷茫。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中国农村真实的面貌与中国人对于田园生活的向往是脱节的，那个真正避世隐逸的“精神家园”仍然是中国知识分子构建的，与农民没有半毛钱关系。当旅游产业逐渐水涨船高之时，我们允许不同层级的乡村旅游的存在，也期待一个真正的充满理想与梦幻的乡村旅游的横空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