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告也是一种保护

“黄牌警告”是媒体喜欢用的说法，事实并非如此

“张家界世界地质公园不应被警告，而是应该颁给金牌奖励。”张家界市外宣部副主任王建军在自己的微博上写道，他的这个表态被一些媒体戏称为“炮轰联合国”。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的名录上，被警告的国家公园不在少数。国家公园的鼻祖美国黄石国家公园也曾连续被警告，离摘牌只有一步之遥。

张家界少做了什么

“在世界地质公园的建立维护上，张家界做了许多实在的工作。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观点，也是媒体的观点。在张家界被联合国警告后，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实地探访了景区，他与我的意见一致。我才有了底气，在微博上公开自己的想法。”王建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据澎湃新闻报道，2014年9月23日，第六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地质公园大会宣布，张家界世界地质公园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考”。这标志着张家界之前所获得的“黄牌”警告已被摘掉，将继续保持世界地质公园网络成员的资格。

2012年的夏末秋初，联合国专家来到中国对世界地质公园进行评估。数月后，张家界和庐山、五大连池一起，因“向公众科普地球科学知识不足”等原因，被“黄牌”警告，限期整改，否则除名。

张家界地貌的岩石基础形成于3.5亿年前的泥盆纪。那时候张家界是一片海，在这片不大的区域形成独特的五六百米厚的石英岩石沉积，后来在地壳上升和下降过程中保持水平状并有交叉的垂直裂隙发育。

距今260万年的第四纪以来，湘西北一带的地壳上升较快，抬升过程中经流水等外力地质营力塑造，形成现在我们看到的峰林突兀、峡谷纵横的景象。据中国地质大学测定，张家界目前的地貌形成于56万年前。

张家界官方提供给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专家的工作报告显示：为了迎接这次评估，当地精心准备，累计投资近2亿元直接用于“地质公园的地质遗迹保护工作”。

新的地质博物馆从2013年9月开建，2014年4月完工，5月开放。张家界市国土资源局世界地质公园办公室主任向良民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此次投资的2亿元资金，大部分来自政府投资，小部分源于企业投资。”

张家界武陵源区国土资源局局长宋宏明表示，原展览馆为10年前张家界世界地质公园获批后修建，当时投资100多万元，但因无后续资金投入，一直没有升级改造，较为简陋。

“除了新建博物馆外，张家界强化了景区内展示牌的标示，强调了地质公园的教育意义。张家界市政府财政并不富裕，2亿元的投资压力不小。”王建军说。

据悉，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此前给出的整改建议说，张家界世界地质公园内几乎看不到世界地质公园标识，只强调自己是世界自然遗产。此次整改过程中，张家界新增公园主副碑3块、总体介绍牌9块、景点解说牌57块以及科普宣传栏18组。

美国黄石的博弈

1995年美国黄石国家公园被世界遗产中心列入《受到威胁的世界遗产名录》。

昆明理工大学教授、景观地质专家、世界遗产申报组组长梁永宁告诉本刊记者：“黄石公园被列入名单的原因在于计划采矿将影响和威胁公园，还有非本地物种入侵、道路建设与游人压力。”

资料显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1995年2月28日请求世界遗产委员会干预阻止采矿的信中，对黄石公园遭遇的各种威胁有更为详细的描述：在公园外围潜在的地热开采和其他地下水探钻，正威胁着公园举世闻名的地热资源；伐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筑路、采矿、民宅建筑及新的居民聚集点，持续侵犯着公园周围的敏感的荒野和重要的野生动物生存环境；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日益增加的人与熊的冲突，危害了已受威胁的灰熊；非法引入湖泊鲑鱼威胁了黄石原有的刺喉鲑鱼，而后者正是灰熊、小型哺乳动物和鸟类重要的食物资源。

黄石公园正式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清单》，迫使当时的克林顿政府作出史无前例的决定，即用联邦财产与金矿公司拥有的财产进行交换来阻止采矿。克林顿政府于1996年以6500万美元收购了计划采矿的私人土地，有效地解除了金矿对黄石国家公园的威胁。

其他有关黄石公园威胁治理的报告也纷纷上交至世界遗产委员会，其中包括临时野牛管理计划，成立国家/联邦临时急救委员会以及在解决其他问题方面取得巨大进展的“大黄石国家公园普鲁氏菌病委员会”等。

但黄石国家公园直到2003年6月仍旧没有从警告清单中去掉，这是因为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除了反对采矿提案的成功之外，其他所提到的各种威胁仍在持续。

在2003年7月召开的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经过激烈争论，黄石国家公园才从《濒危世界遗产清单》上被有条件除名。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情况其实非常微妙，美国代表团曾寻求中国的支持。”

在世界遗产名录上，目前有46个保护区被列为《濒危世界遗产清单》，其中包括英国的利物浦海上商城和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大沼泽国家公园。而德国的德累斯顿易北河山谷和阿曼的阿拉伯大羚羊保护区，分别在2009年和2007年被从世界遗产名录上除名。

“‘黄牌警告’是媒体喜欢用的说法，事实并非如此。进入《濒危世界遗产清单》，意味着该地区需要得到更严谨的保护。比如大沼泽国家公园就是自愿留在濒危名单里的，他们认为这样的境况，更容易得到政府、企业和民众的关注和投入。”梁永宁说。

金字招牌也是双刃剑

采矿业对世界遗产的威胁，中国同样经历过。2006年4月梁永宁陪同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自然保护地主席尼克先生对“三江并流”申遗后的保护状况进行实地考察。

“‘三江并流’保护区的问题有些尴尬。在此前划定的保护区边缘地带发现了储量巨大的铜矿，如果该区域明确划入保护区，那么铜矿绝对不允许被开采。但该矿产离保护区核心地区较远，如果不开采经济损失巨大。因此，项目组做了详尽而繁琐的工作，将矿产区从保护区边界剥离出来。”梁永宁说。

2007年6月，由以云南石林、贵州荔波、重庆武隆为主的“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通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定，正式被授予世界遗产称号。梁永宁正是该项目的专家组组长。

而拥有显著喀斯特地形的广西桂林并未在此批申报。直到2014年6月才与贵州施秉、重庆金佛山、广西环江作为“中国南方喀斯特二期”，成功获批世界遗产。

世界遗产虽是块金字招牌，但也是把双刃剑。

在梁永宁看来，申报世界遗产原本是为了长远利益，让这些珍贵资源能够得到长久保护，科学、合理地利用，以促进申报遗产地的经济发展。如果当初就考虑在遗产地发展经济，申报时就不要将发展经济的片区划归在内；如果要搞大规模的发展，就不应该申报。

“桂林没有参与第一批喀斯特地形的申报正是这个原因。作为国家风景名胜区，当地的地质资源、文化资源都有条件申报。而8年前，当地政府可能更多考虑经济发展，唯恐申报后影响地区工业和矿产开发，因而错过。”

“中国的九大类自然和文化遗产地，在划分范围的时候就类似于‘圈地运动’。早期的太湖国家风景名胜区，将无锡和苏州的整个城区都包含在内，这样并不科学。” 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吴必虎告诉本刊记者。

未来国家公园方向是既保护又发展。保护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将居民和生活区块从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内迁出，同时控制新建筑的出现。这方面，中国的现实条件并不完善。

“中国虽地广但人多，从特定地区迁出居民是项艰巨工程。比如千岛湖县城就在千岛湖保护区的核心地带。而楠溪江保护区两岸，当地居民新起很多房屋。这都会对保护产生负面影响。”吴必虎说。

另外，在接受本刊采访的专家看来，国家公园需要对工业、房地产进行限制，对环境污染实行终身追责制。

“先污染再治理的观念实在是无可取之处。”中国公园协会副秘书长李亮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实际上国家对生态修复投入大，同时浪费也大。

以太湖为例，多年治理也未解决蓝藻泛滥问题。岸边渔民虽然搬迁了，但城市排污还没有彻底解决。“对排污进行收费，查处排污又执法不严，或许请客吃顿饭就能解决。这就是对国家生态治理资金的浪费。”李亮说。

英国泰晤士河用了50年的时间才将水治清，如果不纠正先污染再治理的观念，需要多少个50年才能还中国江山多娇的原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