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墨：“风水”——文化旅游的灵丹妙药？

 对于当下的中国文化旅游而言，再也没有一个文化元素如“风水”这般既能够完美迎合国人对于“神秘主义”、“虚无主义”和“利己主义”的追求，又含有具体的行动准则和逻辑义理，并且通过人伦道德和轮回报应的强大压力构建出骇人的“敬畏感”。也没有一个文化元素能够像“风水”一样得到上至庙堂诸君下至贩夫走卒一致的追捧，形成涵盖生态、地理、气象、地形、地貌学在内的“独立学科”，成为拯救中国文化旅游甚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丹妙药”。

实际上，“风水”的走红并不是文化旅游腾飞的标志，而是文化旅游在构建的过程中失去了对文化元素核心价值的展示，以及过度功利化化的文化环境对文化旅游所产生的恶劣影响。它迫使我们需要重新解读各种文化元素的核心内涵，重新理解文化旅游的构架标准——“是以文化的内涵指导产业的发展还是以产业的需要解读各类文化”? 甚至于可以做出类似“唯文化论”的结论——文化元素对于游客群体有天然的吸引力，任何失败的原因都在于对文化挖掘的肤浅。

一、文化旅游中的“风水“热潮

我们暂且不去关注风水本身的历史源流，就文化旅游与“风水“的结合而言，其恰恰说明了中国文化旅游的产品和结构只有在神秘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支撑下，才能激发起游客些许的猎奇欲望。

风水与文化旅游的结合大概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具有风水构建依据的城市或景点以风水元素做为旅游宣传和营销的突破点，诸如四川阆中古城的营销策略；二是在强调风水在建筑、生态美学上的突出贡献并以此作为旅游规划设计的立足点，诸如陵墓类型景区的设计思路；三是以风水的使用价值为基础添加“现世报应”的传统思想，对旅游吸引物进行世俗化的文化解读并以此牟利，诸如众多风水宝塔或者金钱泉眼的解读；四是在世俗功利主义思想指引下，以民间方术的方法论扭曲旅游纪念品的基本属性为其增加风水的文化符号，诸如辟邪宝剑或生财祥物。

对于以上的四种结合形式，笔者认为营销策略和审美观点相对来说还能够为文化旅游的发展提供一些助力，尤其是目前，墓葬陵园类文化旅游景区的开发陷入一个“观光无趣、休闲无力”的怪圈之中，风水元素的注入有助于让更多的游客理解中国古老身后的墓葬文化。至于，后两种结合完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进行“再包装”和“热处理”。

“风水”所引领的对“神秘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崇拜尽管能够在短时间内吸引游客的关注，但随着利益链条的延伸，其引发的“乱象”必然对新生的文化旅游造成极大的困扰。一方面，重蹈宗教旅游“惟市场是从"的覆辙，混乱现有的市场秩序；一方面，持续拉低风水的下限，促成新一轮的“三俗”井喷。

曾几何时，中国文化旅游的过度娱乐化促使游客丧失了对文化元素在精神层面的“敬畏之心”，无论是至高的“佛道儒”三教还是稍逊的民间偶像、艺术作品，都有被现实产业逐步世俗化和功利化的趋势。在这样的趋势中，代表超验主义的众多精神偶像被产业所引起的经济“狂潮”打下神坛，成为现代化社会的“牺牲品”。社会现实向我们展示了一副“残酷”的画卷：那些在传统社会中高高在上的精神偶像现在被我们狠狠的踩在脚下。似乎披着传统外衣的“反传统”思潮成为了整个社会的时尚。传统与“反传统”的争论随着时间和社会的演进呈现出螺旋式交替发展的趋势，今日的传统必将为明日的“反传统”所代替，只不过这样的过程绝不能以精神家园的堕落为代价。

与其说“风水”的出现丰富了文化旅游的内涵倒不如说它以极端庸俗丑陋的形式完成了诸多“圣人之理”都很难达成的对于“敬畏之心”的构建，这似乎也印证了二元化社会的发展规律——低俗丑陋往往比正大光明更有“摄人心魄”的力量。不过，就如同“风水”内蕴的极度功利化烙印一般，其所构建出的“敬畏之心”也是一颗对于利己主义的“敬畏之心”。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利己主义并非是穷凶极恶，然而任何一个事物如果放弃了对至善，理性的精神理念的追求而仅仅保留世俗化的方法论及驱壳的话，沦落的速度和底限将是难以想象的。

二、文化旅游中“风水”兴起的原因

首先，“风水”迎合了中国社会极端利己的功利性需求，造就了特色旅游形式的盛行。“风水”从一开始就有着极强的功利性烙印。死者的家属想通过风水选择葬地，为自己谋福利，而风水先生想通过看风水谋得资财。无论从死者家属的角度看，还是从风水先生的角度看，他们的行为都是为了现实利益，即谋利于死者。风水先生与死者家属在心理上与行为上，有着相同的逻辑。

中国从原始崇拜的氛围中解脱甚早，现世的精神完全取代了对超验力量的狂热迷恋。即使世间的凡夫俗子有向往天国的本能需要，最终也被有意无意的落实到对生存的和谐与合理的探索上。如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辛苦稼樯都不能保证生活延续的话，人们就会借助于神秘的手段。而当中国社会的商业化气息越发浓郁，农业社会所固有的对商品经济的挤压助长了人们的不安全感，也为风水的盛行提供助力。

其次，文化元素核心价值的缺失助推了“风水”的泛滥。无论是中国文化旅游的步履维艰还是诸多文化乱象的不断涌现，都在提醒着我们——绝不能屈从市场的发展走向，而放弃了对文化元素核心价值的崇敬之心。关于核心价值的解读，恐怕有各种各样的认识，一颗“敬畏之心”是必不可少的。何为敬畏，是对人伦社会道德底限的敬畏，是对精神世界至善化身的敬畏，更是对本我自我言行转化的敬畏。至于，金钱、健康、名位为我所欲，却不可求。

孔庙前都会有“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的下马碑，很多人将其看做等级社会的标志和封建文化的余孽。实际上，它恰恰是构成孔子文化“敬畏之心”的重要物质形式，或者说如果没有相应的“礼”的形式而仅仅采取形而上的说教，就不可能真正达到教化的目的。每观史书，总是惊讶于过往社会中知识分子对于孔子亦或是孔孟之道的道德准则的敬畏之心，我们可以复健甚至扩建任何的古代建筑，但是对于“仁”与“礼”的崇敬和遵从却是无法模拟的。如果这些可以得到现代化的阐述，文化旅游的面貌，必将为之一振。

再次，“病态”行业趋势迫使文化旅游失去了寻求“原真”特色的机会。中国旅游的发展趋势——休闲度假旅游，被一群“病态”的从业者们极端放大了，复制成了每一个旅游景区必然面对的发展趋势。又因为从业者们本身很难达到之于传统社会精英的的文化层次，也就很难体会到真正属于精英知识分子阶层的文化意趣，最终只能把休闲度假旅游的层次放置于身体轻松的层面上，并于文化体验的厚重性形成对立。这种观念的形成，有其潜在的社会因素，但依然是一种局限于当下市场的滞后视角，即并没有站在一个发展的角度看问题。中国社会整体的文化素质会有一个快速的提高，如果我们只是在给现代而不是未来做旅游的话，其结局的悲哀性，恐怕早已注定。

三、“风水”的兴起对于文化旅游的几点启示

首先，中国文化旅游的迫切需要厘清文化与旅游的“东西风”关系。就像《红楼梦》里黛玉说的那样“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文化旅游在发展的过程中，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以文化的内涵指导产业的发展，还是以产业的需要解读各类文化”? 文化与旅游在结合的过程中，两者相互之间当然会有所妥协，但妥协的结果并非是奉行“绥靖政策”，而是需要在两者在发生矛盾时，厘清一个必须维护的基本准则。

从原则上讲，文化旅游既然属于旅游产业的一个分支，就必须依照市场的需求规划发展的路径。不过旅游市场发育的不健全和市场本身存在的机构性问题迫使我们需要从另一个角度审视问题：文化内涵才应当是主导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即放弃对于市场主体的迎合而将重点放置于对文化本身特色的演绎。甚至于可以做出类似“唯文化论”的结论——文化元素对于游客群体有天然的吸引力，任何失败的原因都在于对文化挖掘的肤浅。这种类似于19世纪兴起的“唯科学论”的论调并非是一定正确的，但至少是在目前困局中对于文化旅游的一种有益思考。

其次，对于各类文化元素的重新理解也是文化旅游的当务之急。文化元素的娱乐化、功利化是目前文化旅游发展的一大痼疾，要打破这种“万马齐喑“的局面，对大量文化元素高水平的解读和认识是极为必要的。从另一个层面上讲，文化旅游虽然挂着文化的头衔，但对于新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并没有突出贡献，旅游从业者们似乎也甘于将自己的解读置于社会普遍的见解之下。文化旅游当然只是众多文化产业的一个分支，但这并不代表文化旅游的沉默和压制，必要的高于现有世俗文化认知水平的文化旅游景区景点是极为必要的。

上文中已经提到了关于文化偶像的“敬畏之心”。除此之外，还应当有更多的对于历史或者文化的颠覆性见解通过文化旅游的形式表达出来。文化旅游的猎奇并非是对文化糟粕的崇拜而是对思想文化固有观点的颠覆。如此的发展理念存在两点困难，一是糟粕与精华的界定，二是颠覆的尺度和意义。尽管困难重重，颠覆的影响和前景确是值得预期的，对于一个浮躁到阅读困难的社会而言，用文化旅游去取代书籍和文章，以更形象的手法表达历史文化，类似的“狂想”值得深思。

最后，站在个人审美的角度，看待休闲度假旅游与文化旅游的结合——休闲度假的根本立足点在于心灵的愉悦而并非身心的放松，文化的感召力将会逐步超过物质资源的对于部分游客的吸引。休闲度假的热度与旅游形式的禁锢似乎是在同一时间段之内出现的，似乎只有沙滩大海、森林湖泊才能成为休闲度假旅游载体，实际上这只是单纯的资源观点而忽略了文化元素对于游客的愉悦感。

对于一个具有丰富旅游经历的游客而言，自然资源所带来的吸引力会因为趋同的观感而造成吸引力的大幅度下降，体验区域文化体验和历史猎奇必将在现有的休闲度假旅游产品体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随着休闲度假旅游产业的发展，纯粹的文化体验型休闲度假旅游景区也可横空出世。

（本文作者 朱墨 笔名“寻荒者”，资深旅游规划策划者，北京华汉旅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项目经理，热衷于文化旅游，文化创意产品的深度策划/特别声明：本文为凤凰旅游独家原创稿，如有引用、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