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留青竹刻：雕刻时光（上）

每年冬天最冷的时候，乔锦洪都要赶到浙江省嵊州市长乐镇的一处丘陵山坳中采集竹子。20多年来，这个距离嵊州市50里的小镇，一直是乔锦洪的采竹基地。因为这里不仅有乔锦洪的熟人，交通便利，更重要的是，这里生长的竹子最适合做留青竹刻。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无锡留青竹刻的传承人，乔锦洪对竹刻的原料竹子有近乎苛刻的要求——竹子必须长在土壤肥沃，涧水长流，既保持充足采光，但又要避免阳光长期直射的丘陵间山坳里，因为竹子喜阴，生长在这种环境中的竹子，粗大且质地优良，最适合做竹刻。

每次去长乐镇，乔锦洪都会挑选三棵上好的竹子，砍伐之后运回无锡“双契轩”工作室，这是他和女儿乔瑜一年的竹刻原料。

乔锦洪出生于1947年，他的母亲张契之生于竹刻世家，外祖父张瑞芝是留青竹刻的第一代传人，也是“双契轩”艺坊的创始人。可是，在乔锦洪的前半生，留青竹刻这门手艺没有带给这个竹刻世家应有的荣耀。

按照严格的家族传承习惯，作为张瑞芝外孙的乔锦洪该是旁系，而且是过继给没有生育能力的张契之夫妇，他没有传承张家这门手艺的资格。然而，各种偶然与巧合却让乔锦洪走上了竹刻的道路，最终成为无锡留青竹刻的第三代传人。

若不是这个旁系外姓后生的传承，张瑞芝开创的留青竹刻或许享受不到今天的“非遗”带给它的声誉。

高中毕业：文革断送了美好前程

1966年，乔锦洪高中毕业，适逢文化大革命，高考取消。跟那个时代的城市知识青年一样，乔锦洪加入上山下乡的浪潮，到苏北农村去插队。

1972年，在艰苦的环境中接受“历练”的乔锦洪回家探亲时，父亲被判为反革命分子，竹刻被划为“四旧”，家里被翻了个底朝天，积累的一些竹刻资料也被烧毁。原本在无锡工艺美术研究室上班，以精湛的竹刻技术享有名气的母亲张契之，被安排在泥人研究室做石膏塑像，主要的工作是给石膏熊猫“点睛”。

乔锦洪回家没事儿干，母亲怕年轻的儿子受别人教唆去参加武斗，于是就把他关在家里，教他竹刻。当时家里没有竹片，母亲从装泥人的废旧竹筐上抽取较好的竹片，在书店里买了两本宣传工农兵形象、大批判专栏报头的书，星期天带回家，教乔锦洪在家里临摹、雕刻。除了临摹刻工农兵形象，乔锦洪也刻毛主席、雷锋等人物头像。

无锡留青竹刻是汉族传统竹刻艺术的一种，因其留用竹子表面一层竹青雕刻图案，然后铲去图纹以外的竹青， 露出下面的竹肌作地，故名“留青竹刻”。留青刻品愈经把玩摩挲，基底部分变色越快。那些线条、图案说勾勒呈现出的画韵诗意，便会愈加幻化出圆熟莹润的境界，深得达官贵人、文人雅士的喜爱，是文房珍品。

但是，在文革期间，仍旧一心想着“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乔锦洪，并没有对竹刻这门家传手艺有深刻的认知和感情。他的情感深陷在命运的不公和亲人遭受莫名的磨难所带来的悲痛，以及未来的不可预知的迷茫中。

母亲张契之担心乔锦洪的未来前程，总是关在家里也不是长久之计，得有个能够养家糊口的正事儿干，以便成家立业。张契之托一位常州的好友老谭给乔锦洪找工作。老谭问张契之，令郎有什么特长？张契之说，儿子唯一的特长就是会写写画画，在学校搞宣传时经常弄墙报、黑板报。老谭听了，很勉强地说可以试试。

乔锦洪跟着老谭去了常州才知道，老谭是常州武进县一家副业工厂的负责人，说是个工厂，其实就是个做红木家具的小作坊，制作的家具主要出口到日本。

25岁的乔锦洪在这个作坊里，成了学徒工，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帮工人们搬木料、家具，跑腿打杂，以及尝试着做一些花盆架子。

正是在这个跟竹刻没有任何关系的红木家具作坊，乔锦洪走上了竹刻之路。转机源自一个香烟盒。

红木作坊里的工人都抽烟，他们人手一个香烟盒。一面透明，没有过滤嘴的香烟装进这个透明的盒子，可以在外面看出是“飞马”还是“大前门”的牌子；另一面是不透明的有机玻璃，没有刻花和任何装饰。

有一次，乔锦洪看了半天这种烟盒，感觉太单调，并突发奇想，要是在上面刻点东西，不是更加美观吗？乔锦洪在星期天拿了一位工人的烟盒回家。他对母亲张契之说，如果自己能在这个烟盒上搞出点花头来，肯定有口饭吃。

张契之见乔锦洪对雕刻自发地产生了创作兴趣，于是给儿子磨好了刻刀。乔锦洪在蜡纸上画好人物、花鸟、山水，用手推油印机把画好的图案印在烟盒的有机玻璃上，然后雕刻线条。

在给线条描墨时，乔锦洪脑子里又产生了一个想法——能否上彩色的颜料？后来经过几次尝试，乔锦洪成功地给自己的处女作描上了色彩，看起来像一幅工笔画。

当乔锦洪把这个烟盒拿回工厂后，工人们惊呆了，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新来的年轻人，能把一个烟盒搞得如此精美。这件事儿让学徒工乔锦洪在红木作坊里大放异彩，随着口耳相传，常州武进县都知道老谭的红木作坊里，有个“雕刻郎”。

厂长老谭见了乔锦洪的作品，激动不已。颇有市场意识的老谭马上意识到这个小小的创意背后蕴含的商机。老谭让乔锦洪刻了一整套的香烟盒，然后拿到无锡唯一一家涉外饭店湖滨饭店去向老外兜售。外宾看了那些精美的烟盒，也都是爱不释手，一次卖了个精光。

后来，乔锦洪又刻了更多的烟盒，老谭满怀信心地拿到上海外宾比较多的涉外饭店、商场和景点去卖，不仅每次去都卖个精光，上海城隍有庙商家竟然找到老谭要批量订货。乔锦洪的雕刻生意，就此打开了销路。

因为乔锦洪给老谭开辟了一条生财之道，老谭给乔锦洪实行计件工资。不仅如此，老谭还给乔锦洪招了学生，成立了一个创作小组。乔锦洪的月收入达到200元，实现了他当初靠雕刻烟盒有口饭吃的构想。

回首这段经历，乔锦洪感慨地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不可能走上这条路，无锡竹刻的传承也就没有了。”正是文化大革命阻断了乔锦洪上大学的梦想，阴差阳错地让他回归到家传的雕刻手艺。

母亲去世：竹刻是生存下去的唯一出路

有活儿干的乔锦洪1973年结婚了，妻子是表妹张英媛。收养的乔锦洪和张英媛之间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第二年，女儿乔瑜出生。但是在雕刻上初露锋芒的乔锦洪却因为户口的关系，被调回原籍无锡。

回到无锡的乔锦洪失业了，武进县家具厂雕刻烟盒的业外，也随着乔锦洪的离开而中断。后来，当地劳动调派处解决知青返城就业，乔锦洪被安排为卡车驾驶员，需要培训学驾驶。那个时候，汽车是稀贵物，在乔锦洪眼里，驾驶员每天都是吃香喝辣。年轻的乔锦洪对这份新工作兴奋不已。

但高兴的乔锦洪却遭到母亲的当头冷水。母亲张契之认为，乔锦洪是个读书人，不适合做驾驶员。当地有句老话说，“驾驶员穿八条裤子”，意思是容易出事儿，仅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母亲极力反对乔锦洪去做驾驶员。

从雕刻香烟盒初露端倪，外祖父张瑞芝看到了乔锦洪在雕刻方面的天赋和潜力，认为他悟性高，手巧而快，是个做竹刻的好苗子。母亲也希望乔锦洪能安心从事这门家传手艺，并想办法把乔锦洪调到了轻工局，让他跟老艺人学竹刻手艺。

当时，乔锦洪认为母亲的这个抉择很天真，“她竹刻手艺都无施展之处，我学这门手艺又有什么前途呢？ ”这是乔锦洪当初对母亲的反驳，但他有不得不顺着母亲的意愿，放弃做驾驶员的工作机会。乔锦洪调来调去，最终被调到了母亲张契之所在的泥人厂当搬运工。

当搬运工的乔锦洪，工资从原来的每月200多元，跌落到19元。这落差来得太快，也太悬殊，让乔锦洪很难接受。让他更难接受的是，老婆张英媛还是个刚返城的待业知青，刚出生的女儿乔瑜嗷嗷待哺。乔锦洪感到从未有过的压力。

父亲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在苏北农村接受改造。在乔锦洪的家庭中，父亲感觉自己是一个罪人，不仅不能为这个家庭带来任何的帮助，而且因为他的成分问题严重地影响到乔锦洪的前途，内心承受着深深的负罪感，整个人也变得恍恍惚惚。

唯一能够帮助乔锦洪的只有外祖父张瑞芝和母亲张契之。那个时候，没有退休一说，外祖父90多岁高龄还在一个小单位上班。为了打开泥人的出口销量，泥人厂的领导要给上海外贸公司的相关领导送礼，母亲张契之的竹刻手艺派上了用场。领导要求她刻一些毛主席诗词等作品，向外贸公司的领导行贿，以方便泥人出口的顺利通行。重新拾起竹刻手艺的母亲，用微薄的收入勉强支撑着这个家。

母亲也督促乔锦洪学习竹刻。每天扛着一百多斤的泥人箱子往返于库房和运货车之间乔锦洪，为了养家糊口，为了不让母亲失望，每天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后，隐忍劳累，继续跟着母亲学习留青竹刻。没有竹片，母亲跑到城郊结合部的供销社买几根扁担，锯成一片片的充当乔锦洪的竹刻原料。

1975年，乔锦洪母子被调到无锡轻工局下属的工艺品厂。因为泥人厂工艺科科长觉得让乔锦洪母子做泥人和搬运工，有些大材小用，他于心不忍。两个月后，乔锦洪又因文化水平较高，会舞文弄墨，被抽调到民兵小分队当文书，每月工资30元。乔锦洪又不能专心致志地搞竹刻了。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但是，11月份，母亲因中风去世了。乔锦洪家里没有了经济上的顶梁柱，但比物质援助更重要的是，他精神的顶梁柱也突然坍塌。那个收养他，如亲子般呵护他，照顾他的生活，左右他前途的母亲，坚强而隐忍的竹刻大师，追随着那个待她不公的时代一起终结。深陷悲痛之中的乔锦洪，当时最忧心的是，失去母亲后，自己在无锡这个城市以什么立足。

乔锦洪至今还记得，母亲去世的那个晚上，外边寒风呼啸，天很冷，他看着母亲的遗像，看着旁边因失去劳动能力而被遣送回城，坐在藤椅里已经精神麻木的老父亲，再看看床上哭得几次昏死过去爱人张英媛怀里抱着的女儿乔瑜，苦苦思索自己的人生出路。

乔锦洪思来想去，认识到自己跟其他人比，唯一的特长就是竹刻，这也是他拥有无可替代价值的唯一出路。于是，他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把竹刻手艺传承好、搞好，并以此为生。

大师点拨：搞竹刻首先要分得清雅俗

问题是，乔锦洪该怎么继承这门手艺？母亲的去世，也就意味着他同时也失去了一位最欣赏他，毫无保留地传授他手艺的恩师。

当时，乔锦洪想，自己一定要找一位师父潜心学习。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常州工艺美术研究所的竹刻大师白士风，母亲生前跟他交情很好。乔锦洪见到白士风时，这位竹刻大师却在配合木工师傅做红木建筑模型工艺品，这种模型要以很小的体量浓缩展示中国传统建筑的雕梁画栋等艺术风格，对雕刻工艺的要求极高。

正是在这种建筑模型的制作过程中，乔锦洪真正领略了白士风的雕刻绝技，每片微小的竹片都被刨得很薄，雕刻图案，然后相互镶嵌，精妙绝伦。白士风也刻毛主席诗词手迹、《孙子兵法》及山水花鸟画等作品，件件都是稀世珍品。跟母亲张契之的雕刻相比，白士风的刀法较浅，而张契之下刀很深。乔锦洪的竹刻风格吃刀也很深，他传承的是母亲的刀法，借鉴了白士风的雕刻风格。

乔锦洪并没有正式拜白士风为师，因为白士风不收徒弟。每个周末，乔锦洪从无锡赶到常州去跟白士风学习。白士风为人和气，对乔锦洪也很和善。乔锦洪发现，白士风的竹刻作品泛红，跟母亲的留青竹刻不同。乔锦洪觉得要是让竹子自然变红是很难的，白士风一定有他独特的秘诀。当乔锦洪向白士风提出这个疑问时，白士风只是对着他笑，并没有告诉他确切的答案。

白士风向乔锦洪推荐时任文化部文物局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世襄编辑、油印了一本叫《竹刻艺术》的册子。这本小册子当时大概7块钱一本，乔锦洪买了一本仔细研读，这对月工资只有30块钱的他而言算是下了血本。乔锦洪从这本小册子中知道了竹刻的源流历史、名家名作、流派及不同的艺术风格。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乔锦洪跟王世襄建立了通信联系。

乔锦洪认为，自己的竹刻启蒙老师是母亲张契之，而要说在竹刻艺术上达到的高境界，点拨他的人却是王世襄。在通信中，王世襄告诉乔锦洪，要搞好竹刻，首先要懂得什么是雅，什么是俗，如果连这两点都分不清，建议还是别搞竹刻了，因为你再怎么刻苦，永远只是个匠人，而成不了竹刻艺术家。

后来，乔锦洪又到上海跟舅公支慈庵学习浮雕、圆雕、透雕等各种雕刻手法，并学会了如何采竹并蒸煮竹片做防腐防蛀处理，对竹刻的整个流程及各项工艺技术都有通透的了解和掌握，竹刻技艺有了极大的提升和精进。

要成为被体制认可的艺术家，必须要评职称。当时，对乔锦洪刺激最大的就是他面临着人生第一次专业技术职称考评，这位只有高中学历的老三届，即便在竹刻工艺方面有多高深的造诣，如果没有专业文凭，就没有评职的资格，这将会严重影响他在体制内的前途。

1983年，36岁的乔锦洪通过自学考试，就读南师大中文专业。这期间，乔锦洪系统地学习了中国美术史、中国工艺美术史、中国文学史等理论知识，这样如饥似渴的学习，极大地拓展了乔锦洪的视野以及对竹刻艺术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认识。

乔锦洪还将竹刻的历史、理论与自己的实践感悟相结合，把整个江南的竹刻历史脉络和艺术流派重新梳理了一遍，写了一本3万余字的论文，被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美术史论》采用发表，这让他从一个匠人，变成了一个具有竹刻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

（本文作者 孙小荣 凤凰网旅游频道主编、凤凰城市与旅游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本文为「天朗·非遗采风之旅」无锡站内容。本活动由21世纪经济报道、天朗控股集团、陕西省慈善协会、中国媒体人公益联盟联合主办，凤凰旅游「非遗中国」栏目联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