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到底是个什么风水宝地？

由于缺乏史籍明确的记载印证，曾居仁最早在博鳌墟盖房定居之说仍然是一种猜测，这种“历代相传”的说法在博鳌不止一个，但无论是谁开基博鳌都值得后人追思纪念。曾繁俊的思绪回到先祖开创的基业，“我祖宗看中博鳌这个地方，是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博鳌曾家当年都住在西园村，有十多户，瓦房几十间，三百多亩地，大家种地打渔，边上是万泉河，望过去就是玉带滩了。”博鳌在1958年大跃进时合并成朝阳人民公社，1961年又分出来变成博鳌人民公社。“曾家的祖宗地就被政府征用，成了博鳌人民公社造船厂。给了我家三百来块钱，家就搬到博鳌上街曾家祖宗留下来的旧店铺。”1998、99年间，造船厂也被蒋晓松的晓奥公司征地。今天，在中信地产“一岛四地九盘联动再一次改变海南”的招贴后已经封顶的博鳌三江口滨水旅游商业区二期工程，严严实实地遮挡住了曾繁俊看向三江入海口的视线，“这里的海变小了。”

小小博鳌也是重要的侨乡

虽然有“东临大海，浮天浴日，不测涯际，潮声上下，惊闻数十里”的壮丽景色，但在农耕渔猎的古代，美景不能当饭吃。博鳌的民生未必在勤，勤也未必不匮。

洪武元年，琼州元朝守臣陈乾富降明时，就以土地人民稀少，尤其是匪患作乱为由，为无从上贡表忠心惶恐地万分致歉。但土地人民稀少，并没有妨碍各朝收取田赋、税课、贡役，“又有一时坐派，出于正供之外，多非土地所产，……其数无常，不能尽述。”正德《琼台志》甚至为此发出笔记、杂谈中常见的感慨：“宽之一分，民受一分之赐也”；而匪患作乱，更是直接包括了乐会的黎情和海盗。

作为港湾，对博鳌最重要的影响当然是海禁。针对嘉靖元年至隆庆初年的严厉海禁，张瀚在《松窗梦语》“商贾记”中批判道:“筹国者知互市之利，而不知海市之利，何不思之甚也？……岂知夷不可无中国之利,犹中国不可无夷人之利,禁之使不得通，安能免其不为寇哉？”一语道破海禁之荒谬、为寇之根源。隆庆初年解除海禁的利好使得博鳌渔民自明末就已经出海打渔交易，也有了两天半可以抵达琼州府治海口的海上通道，甚至赌命般地远涉重洋，但还不足以改变博鳌的凋敝情形。随后，清初的闭关锁国又接踵而至。

百姓本来天然拥有的权利被朝廷玩弄于股掌之间，各种禁令、说教复杂炫目生动玄妙，但就是不痛痛快快让你得到你本该得到的。这真是“穷海熬波本自资，何需重叠设官司。”康熙二十三年大清朝正式开海，也开启了海南岛内外商船自由往来的时代。但直到道光《琼州府志》都没有有关博鳌市（市：买卖之所）的记载，这部叙事到1840年的志书表明这之前博鳌仍然无像样的经济可言。第一次将博鳌作为市登录入志的是宣统3年(1911年)由林大华主纂的《乐会县志》，并记载了博鳌市已有87家店铺，22家民户。就是说，道光之后宣统之前，清末的博鳌才终于成市。

只要有了市场，繁荣自然随之而来。虽然博鳌港内礁石林立，“大者如门户，误触之船底立碎海中。”但摆脱束缚的博鳌人早已熟谙了博鳌港的一切，懂得如何克服天险，所以“商船欲进者，需雇本港小渔艇为向导。其水可折入，非土人习于操舟不能知也。”“博鳌港，可泊大船数十只”的景象终于开始出现。“其出入口之船舶，俱泊于此。每年夏秋间，有临高、海口等渔船捕鱼，相为贸易，秋后旋归各埠。”

博鳌的第一个繁荣时代来临了。由南洋、香港、澳门以及东南沿海各省的货品自博鳌港输入，本地特产如槟榔、椰子、蜂糖、枋板、生猪等亦由博鳌输出，自然也带给乐会乃至会同腹地各乡的种植养殖业一些利好。

进入民国，博鳌港驶往南洋、海口、三亚等地的三条帆船航线日趋成熟。内河航线则通过流经乐会、琼东、定安的万泉河，可以通航二百余里。此时的博鳌市贸易总额已经达到百万元以上，商铺也增长到了二百余间。

海道既开，人群向海外流动的频率和范围开始爆发式增长。清末民初，在各种势力犬牙交错之间“地方不靖，乡间谋生不易，东北部之民，如文昌、琼东、乐会……等县，乃竞向安南、暹罗、南洋群岛间经营农工商诸业，甚有往安南作佃农者。”陈铭枢《海南岛志》记载，博鳌去往南洋的航线往来于与安南、暹罗、南洋群岛之间，顺风时船行速率几乎与轮船相等，十几天就可以到达；逆风时则与轮船相差十余倍，一二月间才可登岸。这些船只冬季北风期时出发，翌年夏季南风期时驶回原港，既载货也可以搭客。

从那时直至今天，琼海全境“去番”的风气从未减退。今天的博鳌镇留客村有一百七十多户村民，旅居海外的华侨就达一千多人；东屿岛为博鳌论坛永久会址建设腾地拆迁时，全岛有村民九百多人，而出岛侨居海外和港澳台的则多达一千一百多人。到2013年，琼海市人口49.8万，移居海外的侨民达55万人。